秋冬两季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亚瑟读书非常用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但他每个星期总要设法挤出时间—哪怕只有几分钟—去看望蒙泰尼里一两次。他常常会带上一本艰涩难懂的书，让他帮着解答疑惑。可是在这些场合，话题仅仅限于所讨论的题目。蒙泰尼里观察到—毋宁说是感觉到—那种隐微的难以捉摸的障碍已经横亘于他们之间，因而处处留心，尽量避免让亚瑟感觉到自己似乎在努力保持之前的亲密关系。现在，亚瑟的到访给他带来的不安要大于愉快，因为装出泰然自若，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的样子，实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亚瑟也觉察到神父的举止有了微妙的变化，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与那个恼人的“新思潮”问题有关，因而绝口不提这个话题，尽管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般深爱着蒙泰尼里。他曾有过一种模糊而持续的不满足感，一种精神的空虚感，他曾竭力用深奥的神学和烦琐的宗教仪式来抑制这种感觉。而自从他与青年意大利[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玛志尼领导的革命组织，其目标是在共和的基础上谋求意大利政治上的统一。

　　]党接触以后，这些感觉便都化为乌有了。由于孤单和照料病人所产生的那些不健康的幻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求助于祷告的困惑也逐渐消失不见，用不着驱邪逐魔了。由于一种新的思潮的萌动，以及伴随而来的那种更加清晰、崭新的宗教理想（由于他是以这种观点而不是以政治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运动的），他有了一种天下太平和人皆博爱的感觉。在这样一种庄严而温和的兴奋心情下，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光明。他在他最喜爱的那些人身上发现了某种可爱的因素。五年以来，他始终把蒙泰尼里当作心目中的英雄，现在在他眼里，蒙泰尼里又有了新的闪光点，好像是那种新信仰里的一个先知先觉者。他如饥似渴地聆听蒙泰尼里神父讲道，试图从中找到某种迹象，以证明它与共和理想有内在的亲缘关系，他埋头钻研各种福音书，为基督教在其根源上有民权倾向而欢欣。

　　正月的一天，他来到神学院还书，被告知院长神父不在。他径直走进蒙泰尼里的书房，把书放在书架上，准备离开房间。就在这时，搁在桌上的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但丁的《帝制论》。他开始阅读那本书，不一会儿就被书的内容吸引住，他那样专注，连房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都没有听见。直到蒙泰尼里在他背后说话的时候，他才蓦然惊醒。

　　“我没有想到你今天会来。”神父说着，瞥了一眼那本书的书名，“我还准备派人去问你今天晚上能不能来一下。”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晚上我有个约会，不过我可以不去，如果……”

　　“没什么要紧的，明天来也行。我只是想见见你，星期二我就要走了，我已经应召去罗马了。”

　　“去罗马？需要去多久？”

　　“谕旨上说：‘须待至复活节。’谕旨来自梵蒂冈罗马教廷。我本该接到谕旨后立刻告诉你的，可是这一阵我忙着结束神学院的事务，为新任院长做些安排，因此就没来得及顾上你。”

　　“但是，神父，您肯定不会放弃神学院吧？”

　　“看来不得不如此了。可是我可能还会回到比萨，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

　　“但是您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地方的职务呢？”

　　“我已经被任命为主教了，只是这件事还没有正式宣布。”

　　“神父！在什么地方？”

　　“就是由于这一点，我才必须要去罗马一趟。现在还没有确定我是到亚平宁山区当正主教，还是留在这儿当副主教。”

　　“新院长人选确定了吗？”

　　“已任命了卡尔狄神父，他明天就到。”

　　“这是不是太突然啦？”

　　“是的，可是有时候梵蒂冈的决定要到最后才会公布。”

　　“您熟悉新院长吗？”

　　“没有见过面，据说他的口碑很好。勤于著述的贝洛尼神父说他是一位很有学识的人。”

　　“神学院的人会非常想念您的。”

　　“神学院的事我不清楚，可是我相信你会想念我的，亲爱的。也许几乎像我想念你那样想得厉害。”

　　“我一定会想念您的，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

　　“是吗？我不明白我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带着疲惫的神情在桌旁坐下来，那神态并非是一个巴望着高升的人所应有的。

　　“亚瑟，你今天下午忙吗？”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如果不忙，我希望你能多陪我一会儿，因为今天晚上你没空来了。我略感不适，想在临走之前尽可能多跟你聊聊。”

　　“行啊，我还能待上一会儿，我和他们约的是六点钟。”

　　“去参加一个会吗？”

　　亚瑟点点头，蒙泰尼里赶紧改变了一个话题。

　　“我想和你谈谈你的事，”他说，“我走后这段时间你需要另外找一位忏悔神父。”

　　“在您回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继续向您忏悔，是吗？”

　　“我亲爱的孩子，这还用问吗？我当然只是指我离开的那三四个月。你去向圣凯瑟琳教堂的神父忏悔行吗？”

　　“好的。”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其他的事情，然后亚瑟站起身来：“我必须走了，神父，同学们在等我。”

　　那憔悴的神色又回到蒙泰尼里的脸上：“时间到了吗？你几乎已经使我忧郁的心情好起来了。好吧，再见吧！”

　　“再见。我明天一定会来的。”

　　“尽可能早点来，这样我就有时间和你单独在一起。卡尔狄神父明天就到了。亚瑟，我亲爱的孩子，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小心谨慎，千万不可听人指使，做任何鲁莽的事，至少在我回来以前不要做。你想象不到，离开你，我是多么担心。”

　　“何必呢？神父，一切都很正常，事情还远着呢。”

　　“再见。”蒙泰尼里脱口而出，说完便坐下来开始写作。

　　亚瑟走进大学生们聚会的那间屋子，第一眼看见的是他小时候一同玩耍的伙伴—沃伦医生的女儿。她坐在靠窗户的一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位发起人的讲话。那是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伦巴第人，他的身上套着一件破旧的外套。近几个月她有了明显的变化，发育很快，看上去像一个成熟的青年女性。不过她依然是一身学生的装扮：一袭黑衣，两条又密又黑的辫子垂在背后。因为屋里冷而且透风，所以她的头上围着一条黑色的围巾。她的胸前插着一串柏树叶子，这是意大利青年党的党徽。那位发起人很有激情，正慷慨激昂地向她描述卡拉勃里亚地区农民的苦难。她一手托着下颏，眼睛望着地面，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在亚瑟看来，她就像黯然神伤的自由女神，正在缅怀毁于一旦的共和国。但是在裘丽亚眼里，她不过是一个发育过快的、像野小子一般的顽皮姑娘，肤色灰黄，鼻子不太周正，而且她穿的那件用旧面料做的上衣短得极不合体。

　　“琼，你也在这儿！”在那位发起人被叫到房间另一头去的时候，亚瑟走到她面前说道。原来她受洗礼的时候取了个古怪名字“琼尼弗”，后来孩子们念讹了音，管她叫“琼”，而她的意大利同学都称呼她为“琼玛”。

　　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亚瑟！噢，我不清楚你……也是这儿的人！”

　　“但我也不清楚你的情况啊。琼，你是什么时候……”

　　“你不清楚的！”她立刻打断他的话，“我不是党员。我只不过做了一两件小事。喏，我偶然碰见了比尼—你认识卡罗·比尼吧？”

　　“当然认识。”比尼是里窝那支部的组织人，意大利青年党全都认识他。

　　“他先和我谈起这些事情，随后我就求他带我参加了一次学生会议，几天前他给我写了封信，寄到佛罗伦萨—你还不晓得我是在佛罗伦萨过的圣诞节吧！”

　　“我这不会经常收到家里寄来的信。”

　　“啊，明白啦！不管怎么说吧，我去跟莱伊特姐妹住了一段时间（莱伊特姐妹是她的老同学，后来移居佛罗伦萨）。随后比尼就给我写了信，要我在回家的时候路过比萨，顺便到这儿来。啊！他们就要开始啦。”

　　讲演的题目是《理想的共和国和青年为实现这一理想应尽的责任》。那位演讲人对这个题目分析并没有多么深刻，可是亚瑟还是怀着虔诚的敬意仔细听着，在这个时期，他还没有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在接受一个道德理想时，他总是囫囵吞枣，也不会去想能不能消化得了。演讲完之后学生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然后才渐渐散去。亚瑟走到仍坐在角落里的琼玛面前。

　　“让我陪你一起走吧，琼。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和玛丽埃塔住在一块儿。”

　　“就是你父亲的老管家婆？”

　　“对，她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远。”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然后亚瑟突然说道：“你现在已经十七岁了吧？”

　　“去年十月份我就满十七岁了。”

　　“我一向以为你是长不大的，也不会像别的姑娘那样参加舞会以及那一类的活动。琼，亲爱的，我常常想，不知你会不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我也常这么想。”

　　“你刚才说你为比尼做了几件事。我还不知道连你也认识他。”

　　“不是为比尼做事，而是为另外一个人做事。”

　　“另外一个人？”

　　“今天晚上跟我谈话的那一个—波拉。”

　　“你和他很熟悉吗？”亚瑟略带妒意，插嘴说。波拉跟他是对头，他们之间曾因为一件工作互不相让，后来青年意大利党的委员会认为亚瑟太年轻，没有经验，把那件工作托付给了波拉。

　　“我和他很熟，我很喜欢他，他一直住在里窝那。”

　　“这我知道，他是十一月份到那里去的。”

　　“就是关于轮船的事情。亚瑟，你不觉得进行这项工作，你家要比我家更保险吗？没有人会怀疑像你们那样一个经营船运的富家。再说，你跟码头上的人又都很熟……”

　　“嘘！亲爱的，别那么大声嚷嚷！从马赛运来的那批书报藏在你家？”

　　“只藏一天。噢！也许我根本不应该告诉你的。”

　　“为什么不？你知道我也是这个团体里的人呀。琼玛，亲爱的，再没有什么事能比你同我们在一起更使我高兴了—你，还有神父。”

　　“你的神父！他自然……”

　　“不，他的见解非同一般。但我有时幻想……也就是我幻想……我说不清楚……”

　　“亚瑟，可他是一位教士啊！”

　　“那又怎么样？这个团体里不是有两个教士给我们的报纸写文章吗？为什么不行？引导世界走向更高的理想和目标乃是教士的使命，除此之外，我们的团体还追求什么？归根结底，这是个信仰和理念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如果人人都成为合格的、自由而有责任心的公民，那谁也不能够奴役他们了。”

　　琼玛皱起了眉头。“在我看来，亚瑟，”她说道，“你的逻辑在某些地方有些含糊不清。教士宣传的是宗教教义。我看不出这跟驱逐奥地利人有什么关系。”

　　“教士是传授基督教的教义，而耶稣基督正是一切革命者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你清楚吗？那天我跟父亲谈起教士，他说……”

　　“琼玛，你父亲是一个新教徒。”

　　沉默片刻以后，她直直地打量着他：

　　“你听我说，我们最好不谈这个话题。一谈到新教徒，你就不能容忍。”

　　“并非我不能容忍。倒是新教徒一谈起天主教教士，常常不能容忍呢。”

　　“大概是吧。只要谈及这个话题，我们就会争执不休，因此不需要再提起这个话题。你觉得刚才的演讲怎么样？”

　　“我十分喜欢—尤其最后那一部分，我很高兴，他着重指出，必须按照共和国的理想去生活，而不光是梦想它。”

　　“就是这个部分我不喜欢。他把我们应该怎么想、怎么感觉、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等，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只字不提我们应该做哪些实事。”

　　“到了紧要关头，我们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必须有耐心，实现这样的巨大变革，绝非一日之功。”

　　“完成一桩事业，所需要的时间越长，那就越有理由立刻动手去做。你谈到了享受自由—你还见过有谁比你的母亲更配享受自由吗？难道她不是你见过的最完美的天使般的女性吗？而她的一切美德又有什么用？她做了一辈子奴隶，直到临终那一天，还遭受着你哥哥和他妻子的欺侮、烦扰和羞辱。假如她不是那样温和耐心，她的情况就会好得多，他们就绝不会那样对待她。人需要的并不只是耐心，而是挺身而出，捍卫他们自己……”

　　“琼，亲爱的，如果愤怒和激情能够拯救意大利，她早就自由了，她需要的并不是恨，而是爱。”

　　他说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一片红晕突然从前额掠过，随即消退。琼玛没有看见，她正皱着眉头，紧绷着嘴，眼睛直视前方。

　　“你觉得我错了，亚瑟，”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不过我并没有错，总有一天你会认识到这一点的。到家了，你要不要进来坐一坐？”

　　“不啦，天太晚啦。晚安，亲爱的！”

　　他站在门前石阶上，两手紧紧握着她的右手。

　　“为了上帝和人民……”

　　她缓慢而又庄严地接着念完那句誓词：

　　“至死不渝。”

　　琼玛抽回了她的手，然后跑进了屋子。就在她随手带上门时，他弯腰拾起从她胸前掉落在地上的柏叶。

　　男仆和抽泣不止的女佣站立在门外台阶上，目送马车辚辚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