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望

　　对于所有烦恼的事物以及他对自己的厌恶，1527年，佛罗伦萨爆发的洪流将他卷了进去。

　　在这段时间，米开朗基罗在政治事务上，表现出了以往的犹豫与畏惧，这与他在生活和艺术上所受的苦一样。他永远无法调动自己的情感来协调梅迪契家族的相关事宜。这个性情柔弱而又暴躁的天才在行动中始终是胆怯的。面对世界上的强权，他不敢冒险与之在政治或宗教上进行斗争。从他的信件中，自始至终都反映着他在为自身、在为家人担忧，害怕他们受到牵连。万一哪一天他因一时的气愤而说了些反对专制行为的话，惹来麻烦。他经常写信给家里人，嘱咐他们要小心谨慎，必要时少说为妙，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就赶快逃离。

　　“就像瘟疫时那样，要成为最先逃离的一波人……与钱财相比生命更有价值……要息事宁人，不可树敌；除了上帝，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也不要随口说谁的好话或坏话，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预知未来，所以我们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搅和任何事。”

　　身边的兄弟及朋友都在嘲笑米开朗基罗胆小怕事，并且认为他是个疯子。[1515年9月，写给弟弟博纳罗托的信中提到：“你不是你们所认为的疯子……”

　　]

　　“请不要嘲笑我，”他伤心地说，“一个人不该嘲笑其他人。”

　　事实上，这位伟大的天才的战战兢兢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但对于他那病态的神经却是值得人们同情，这种神经使他成了恐惧的玩偶，虽然，他同恐惧进行了斗争，但最终也没能战胜它。危险即将到来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走，但在经过了一番磨难的洗礼下，他竟能强逼着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去承受如此大的危险，这样一来，他更加的了不起。另外，他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害怕，因为他更加聪明，而他的悲观主义精神使他能够更清楚地预见意大利的种种不幸。可是，为了让天生怯弱的米开朗基罗卷入佛罗伦萨这场革命的洪流中去，则必须让他处于一种绝望的激愤之中，才能够让他发现自己灵魂深处的底蕴。

　　这是一个富于反省的灵魂，但是这个灵魂中却充满了强烈的共和思想。对此，我们可以从他信心十足或激情狂热时所流露出来的话语中感觉得到，尤其是他后期同他的朋友们，例如卢伊吉·德·里乔、安德尼尔·佩特罗和多纳托·杰罗蒂亚[米开朗基罗的《布鲁图胸像》就是为多纳托·杰罗蒂亚创作的。

　　]等人，在谈话时的表现就更加明显。杰罗蒂亚曾在其《但丁神曲对话录》中引述过他们的谈话。[其中谈论的问题是，但丁究竟在地狱中度过了多长时间，是从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的晚上，还是从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天的早上？于是，他们向米开朗基罗请教，因为他是最熟悉但丁的作品的。

　　]朋友们都感到很惊讶，对于但丁会把布鲁图斯和卡修斯放在地狱的最后一层，而把恺撒放在其上感到疑惑。当朋友们向他问起这件事时，米开朗基罗则向刺杀暴君者大加颂扬，说道：

　　“假如你们认真地阅读过首段的诗篇，那么你们就会了解到，其实但丁对暴君们的本性知之甚详，而且他十分清楚暴君所犯下的罪恶其实正是神人共弃的罪恶。于是他将暴君们归属到‘残害同胞’这一类人之中，罚他们入第七层地狱，终日忍受沸水的煎熬……既然但丁如此看待这一问题，那么他必然会将恺撒视为他的祖国的暴君，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刺杀他也纯属正当之事，因为杀暴君，并不是真的杀人，而只是在杀一个长有人头的野兽。所有的暴君都毫无疑问地失去了真正的人类的爱，他们是丧失人性的兽。他们对同类没有丝毫怜爱之心，不然他们就不会抢夺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了，更不会成为践踏他人的暴君了……由此可见，诛戮暴君的人算不得乱臣贼子。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刺杀恺撒也并不是犯罪。首先，他们刺杀的是一个令每个罗马公民都坚持要依照法律杀掉的人；再者，他们杀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米开朗基罗还将暴君、世袭君王，以及合法的王公贵族区别开来：“这里，我所指的不是那些拥有百年权威或民意的大公，他们以与人民协调一致的精神成为城市的统治者……”

　　]

　　因此，当罗马被查理五世的大军攻陷、梅迪契一家被放逐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时，当地人民的国家意识与共和观念顿时被激发出来，准备揭竿起义。而一向对政治唯唯诺诺的米开朗基罗竟然冲到了佛罗伦萨起义队伍的最前面。平日里，这个劝诫家人要像躲瘟疫那样逃避政治的人，此刻却处于一种极度狂热的状态之中，好像对什么都无所畏惧。米开朗基罗留在了瘟疫与革命肆虐的佛罗伦萨。他的兄弟博纳罗托因为感染瘟疫死掉了，并且死在了他的怀抱中。1528年10月，米开朗基罗参加了守城会议。第二年年初，他被选为城市防御工程的监管。同年4月6日，他又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城的防工事总监，任期一年。6月，他被派往比萨、阿雷佐和里沃那等城市，视察城市的防护工作。7月和8月，他又来到费拉雷，检查那里最著名的防御工事，并且同公爵兼防御工程的专家商讨相关问题。

　　在米开朗基罗看来，佛罗伦萨的防御重中之重就是圣米尼亚托高地，因此他决定建一些炮台以加强这个地区的防御能力。但是，不知何故，行政长官坎宁培十分反对他这种决定，而且还想方设法地要把米开朗基罗从佛罗伦萨赶出去。米开朗基罗也疑心坎宁培和梅迪契党人有意要甩掉他，不让他守护佛罗伦萨城，于是他便在圣米尼亚托住了下来，再没搬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身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他那生性多疑的毛病，令他很容易就相信流传在整座城里种种叛变的传言。而这一次的传言却是空穴来风。弗朗切斯科·卡尔杜奇顶替了可疑的坎宁培，成为新一届的行政长官，但令人不安的马拉泰斯塔·巴利翁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军队的司令，最终他却将整个城拱手让给了教皇。预感到马拉泰斯塔会叛变的米开朗基罗将自己的惶恐与担忧告诉了市政议会。“市政长官卡尔杜奇非但没有感谢他，反而还臭骂了他一顿，斥责他就是个疑神疑鬼、胆小怕事的人。”[根据克蒂维的记述：卡尔杜奇真应该听取他的这番好意，因为当梅迪契卷土重来时，便将他处死了。

　　]后来，马拉泰斯塔得知米开朗基罗在背后揭发他，便在城里散布谣言，说：“像米开朗基罗这种德行的人，为了躲避一个危险的对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马拉泰斯塔在佛罗伦萨有权有势，像个大元帅似的。米开朗基罗知道自己算是完蛋了。

　　“然而，我早已做好了准备，我将毫不畏惧地等待战争的结局。”米开朗基罗这样写道，“但是，就在9月21日的早上，一个人跑到圣尼古拉门外——我当时正在炮台上——悄悄地对我说，假如我想活命的话，就不能再待在佛罗伦萨。于是我请他一起回到了我的住处，并同他一起吃了饭。他将我的马牵过来，目送我出了佛罗伦萨，他才离去。”[1529年9月25日，写给巴蒂斯塔·戴拉·帕拉的信。

　　]

　　韦尔奇另外补充道：“米开朗基罗将一万二千金弗洛令缝在了三件衬衫上，然后还将这三件衬衫改制成了短裙。在逃离佛罗伦萨城的时候并不顺利，他是从把守不是很严的正义门逃出城的，当时与他一起逃的还有里纳多·科尔西尼和他的学生安德尼尔·米尼。”

　　几天后，米开朗基罗这样写道：“我的背后，不知道是神还是鬼在一直推着我。”

　　其实，使他有这种怪异感觉的，正是他那惯常的荒唐恐惧的魔鬼在怂恿着他。据说，就在他们逃到卡斯泰尔诺沃时，他在前任行政长官坎宁培的住处下榻时，他将自己的遭遇与预感绘声绘色地描述给他，竟使老人受惊过度，九天后便死去了！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可以想象，当时的米开朗基罗是处于怎样的恐惧之中。[根据克蒂维的记述。

　　]

　　9月23日，米开朗基罗来到费拉雷。处在狂乱中的天才拒绝了公爵的盛情邀请，不肯留在城堡，他要继续逃亡。两天后，他便逃到了威尼斯。市政议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找到他，提出可以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但是，羞愧粗犷的米开朗基罗再一次拒绝权势之人，选择在乌德卡隐居。其实他认为自己躲得还不够远，他想逃到法兰西。就在他到达威尼斯的当天，就写了一封急切的信，致弗朗斯瓦尔一世在意大利采购艺术品的代理人帕蒂斯坦·德·巴拉：

　　“我亲爱的朋友，帕蒂斯坦，我离开了佛罗伦萨要到法国去。但是，当我来到威尼斯时，我向当地人打听路径。人家告诉我，若想去法国，必须穿过德国的境地。这对我来说，这是十分危险而且艰难的路。您还要去法国吗？……请您尽快给我答复，我在哪儿等着您呢？我们一起走……如果收到此信，请尽快回答我，因为我十分急迫地要去法国。假如您没有去法国的意思，也请您告诉我，以便我下定决心独自前往……”

　　法国驻威尼斯使节拉扎尔·德·巴尔夫连忙给弗朗斯瓦尔一世和蒙莫朗西陆军统帅写信，请求他们趁此机会，一定要把米开朗基罗留在法国。而法国国王也马上表示，可以赐给他一笔的年金和一幢房子。但是，接收信件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弗朗斯瓦尔一世的第二封信到来时，米开朗基罗早已回到了佛罗伦萨。

　　疯狂的热度渐渐退尽。在寂静的吉乌德卡，他有充足的时间为自己的恐惧而感到羞惭。整个佛罗伦萨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着他的逃亡。9月30日，市政议会下达命令，凡逃亡者，若在10月7日之前不归，将判处反叛罪。到了这一天，所有逾期未归的逃亡者都被宣布是叛逆者，而且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没收。但是，米开朗基罗并没有名列其中，而且市政议会给了他最后的期限。这是因为佛罗伦萨驻费拉雷的使节加莱奥多·朱尼，提前通知佛罗伦萨的最高统领，米开朗基罗并没有及时得到这样的法令，而且他告诉对方说米开朗基罗正准备返回自己的家乡，如果佛罗伦萨会赦免他的话。最终，市政议会真的饶恕了米开朗基罗，而且还命石匠巴斯蒂阿诺·迪·弗朗切斯科将一张特别通行证带到威尼斯，交给米开朗基罗。同时，巴斯蒂阿诺还给他带了十封友人的信，这些信的内容全都是恳求他回去的。其中有一封是豪爽的帕蒂斯坦·德·巴拉写给他的，这是一封充满对祖国热爱之情的召唤信：

　　“您所有的朋友，不管持哪种观点，都绝不迟疑、异口同声地恳求您回来，为了您宝贵的生命、伟大的祖国、亲爱的朋友，以及您的财产和荣誉，当然，还为了享受这个您曾经强烈渴求与盼望的新时代。”

　　米开朗基罗深信，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满怀希望地憧憬着自己光明的前途。但这个可怜的人儿却成为了梅迪契家族归来后，反动势力的第一批受害者。

　　米开朗基罗被帕蒂斯坦的话打动了。他回来了，慢慢地回来了。帕蒂斯坦·德·巴拉前往卢克奎，准备迎接他的到来，可一连等了好几天，到最后都快不抱希望了。[他再次给米开朗基罗写信，敦促他尽快回来。

　　]直到11月20日，米开朗基罗才重新回到佛罗伦萨。[四天前，市政厅下令将他的薪俸取消了。

　　]三天后，市政议会撤消了对他的指控，但却决定未来三年内不允许他参加大会议。[根据他写给巴斯蒂安·德·皮翁博的信，可以发现，他还被罚了1500杜加的罚金。

　　]

　　回到佛罗伦萨后，米开朗基罗自始至终恪尽职守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后来，他又恢复了在圣米尼亚托的职位，而此时的圣米尼亚托已经被敌人炮击了一个月之久。米开朗基罗重新加固高地上的防御工事，还发明了一项新武器，用棉花和被褥把钟楼覆盖住。据说，被包裹住的大教堂并未遭到破坏。关于他在围城期间的最后一个行动，即1530年2月22日的一则消息上说：米开朗基罗爬到大教堂的圆顶，以监视敌人的行动，并且可以察看圆顶的状况。

　　可是，预感到的灾难最终还是发生了。1530年8月2日，马拉泰斯塔·巴利翁叛变。12日，佛罗伦萨投降，皇帝把整座城交给了教皇的特使巴乔·华洛利。于是，行刑活动开始了。刚开始几天，任何人都无法抵制战胜者们的报复行为。而米开朗基罗的那些挚友们，例如帕蒂斯坦·德·巴拉，就是第一批被杀害的。据说，此时的米开朗基罗藏身在阿尔诺河对岸的圣尼科洛教堂的钟楼里。当然，他完全有理由害怕，因为城中传言他曾经想拆毁梅迪契府。但是，克雷蒙七世并未减少对他的关爱。按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所说的，在得知米开朗基罗深陷围城的紧张时期里，克雷蒙七世感到很寒心，但他也只能耸耸肩膀，说：“米开朗基罗真不应该，我从来都没有要伤害他。”[1531年4月29日，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在写给米开朗基罗的信中这样说到。

　　]当怒气渐渐消了，克雷芒七世便给佛罗伦萨城的政府写信，命令全城寻找米开朗基罗，并且还补充了一点：如果米开朗基罗愿意继续修建梅迪契家族的陵寝，那么他将受到他应有的待遇。[根据克蒂维的记述，直到1530年12月11日，教皇才恢复了米开朗基罗的月俸。

　　]

　　于是，米开朗基罗从他的隐避所走了出来，重新担负起他那曾经遭人反对的荣耀的工作。可怜的天才还不止于此，他还同意为一个人——曾替教皇干过各种坏事的工具、杀害其好友帕蒂斯坦·德·巴拉的刽子手巴乔·华洛利，雕刻《拈手搭箭的阿波罗》。不久之后，他竟然否认那些被放逐的人是他的朋友。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被一个可悲的弱点逼得不得不卑怯地在物质力量的暴虐淫威下低下他那高贵的头，只为保全自己追求艺术的梦，不然它就会被任意扼杀！他把自己的晚年全部用在了建造一座超凡脱俗的纪念碑上，这是不无缘由的。他同彼得一样，当听到雄鸡啼唱时不止一次痛哭流涕。

　　被逼着说谎，被迫奉承华洛利，被迫对乌尔班公爵大加歌颂。为此，米开朗基罗感到痛苦不堪、羞愧难当。他只好把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把一切虚无狂乱统统发泄其中。事实上，他并非为梅迪契家族雕刻，而是在雕刻自己的绝望。当别人指出他所雕刻的朱丽安诺和罗内·德·梅迪契不像时，他巧妙地回答：“待千年之后，谁又能分辨出像与不像呢？”他将其中一个雕成“行动”，另一个雕作“思想”，基座上的那些雕像则是在诠释这两尊雕像——《昼》与《夜》，《晨》与《暮》——它们似乎道出了人世间的痛楚以及对现世的厌恶。这些象征着人类痛苦的不朽之作完成于1531年。这是绝妙的嘲讽！但任何人都看不出来。当乔凡尼·施特洛看到这尊雕像——可怕的《夜》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夜》，因你的目光而妩媚地睡着的《夜》，是一位天使在这块岩石上雕刻而成的；正因为它熟睡着，所以它活着。假如你怀疑，请将她唤醒，她将同你说说话。”

　　对此，米开朗基罗回答道：

　　“对我来说，睡眠是甜美的。而能够成为顽石是难能可贵的，只要罪恶与耻辱还在无休止地进行着。眼不见耳不闻对我来说是一大幸福。因此，请不要叫醒我，啊！请轻声说话！”[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109，第16，17。

　　]

　　而在另一首诗中，他又这样呼喊道：

　　“人们睡在天空中，因为只有一个人才能占有许多人的好的东西！”

　　被奴役的佛罗伦萨城同他痛苦的呻吟相呼应[米开朗基罗想象与佛罗伦萨及其流亡者进行对话。

　　]：

　　“您神圣的思想，请不要被扰乱迷茫。以为已把您从我这儿夺走的那个人，注定享受不到大罪大恶的乐趣，因为他时刻感到惴惴不安，会异常恐惧。对于恋人们来说，细微的欢乐都会令他们感到完满的快乐，因为它浇灭了**，只有苦难才会因希望过大而使**增强。”[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109，第48。

　　]

　　罗马的遭劫、佛罗伦萨的陷落对人们心灵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理智的破产与崩溃。许多人的精神都因此而堕入到哀苦的深渊之中，一蹶不振。

　　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则加入了一个及时行乐的怀疑主义者的行列之中：

　　“我竟会走到这步田地，即使宇宙塌陷，我似乎都毫不介意，因为我嘲笑所有的事物……我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罗马遭劫前的那个巴斯蒂阿诺，我再也不能还原我自己了。”

　　此时的米开朗基罗甚至想到自杀：

　　“如果自杀被允许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心怀信仰但却过着奴隶般悲惨生活的人来说，我认为他是最应该给予这种权利的。”[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38。

　　]

　　米开朗基罗的精神出现了极其混乱。终于在1531年6月，他病倒了。克雷蒙七世竭力抚慰他，但也无济于事。他让他的秘书和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转告他，不要过度劳作，生活要有节制，更要在轻松的条件下干活，有时间就要出去散散步，不要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一样。同年秋天，大家开始担心他的身体，甚至是他的生命。他的一个朋友在写给华洛利的信中说：“现在的米开朗基罗已经精疲力竭了，他都瘦得不成人形。我最近同布贾尔迪尼以及安德尼尔·米尼说起过：我们一致认为，假如我们不认真地关怀、关心他，他将活不了多久。他干了太多的活儿，吃得却又少又差，而且睡眠严重不足。一年来，他整日忍受着头疼、心口疼的折磨。”——教皇克雷蒙七世真的担心起来。1531年11月21日，他下达指令，除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和梅迪契家族陵墓，禁止米开朗基罗做任何别的工作，否则开除他的教籍。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照顾他的身体，“使他能继续活下去，以便能更久地为罗马、为他的家庭、为他自己增光添彩”。

　　克雷蒙七世保护着他，使他免受华洛利们和阔绰的乞丐们的烦扰，因为这些人总喜欢跑来找他要艺术品，并且要求他替他们创作新的作品。“当有人向你求画时，”教皇派人代笔写信给米开朗基罗，“你就把画笔系在脚上，随便画上几道，说：‘画画好了。’”当尤利乌斯二世的承继人开始对米开朗基罗实施恐吓时，教皇克雷蒙七世还常在他们之间充当说客。[1532年3月15日，皮翁博写信给米开朗基罗，说：“要不是教皇给你当挡箭牌，那些像毒蛇一样的人还不跳起来把你吞掉。”

　　]1532年，乌尔班公爵的代表们和米开朗基罗就陵墓事宜签订了第四份契约：米开朗基罗答应另外再造一座新的小陵墓，[此时，为陵墓修建的雕像中，只有后来立在梵柯利圣彼得堡大教堂的六座还没有完成，包括《摩西》《胜利》《奴隶》和《博力石窟的群像》等。

　　]计划在三年内完工，所有费用都由米开朗基罗承担，并再付两千杜卡托，作为偿还他以前从尤利乌斯二世及其继承者那儿得到的一切。“只要在作品中使人感受到你的一些气息就可以了。”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在信中对米开朗基罗说。多么可悲的条件啊！米开朗基罗签下的是他一项伟大计划的破产，为此，他还要付一大笔钱！年复一年，米开朗基罗的每一件绝望之作，都是他生命的破产，是他“人生”的破产。

　　在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计划失败之后，修建梅迪契家族陵墓的计划也泡汤了。1534年9月25日，教皇克雷蒙七世逝世了。幸运的是，当时的米开朗基罗并不在佛罗伦萨。他早就在佛罗伦萨活得胆战心惊了，因为城中的亚历山大·德·梅迪契公爵对他恨之入骨。若不是出于对教皇的尊敬，他早就派人将米开朗基罗杀掉了。[有几次，克雷蒙七世不得不在侄子亚历山大面前公然保护米开朗基罗。皮翁博曾给他讲述了这么一个场景：“教皇说话时，情绪极其激动，充满了愤恨和不满，他的语气很生硬，表情严肃，真是无法形容……”

　　]自从米开朗基罗拒绝建造一座要塞，以控制佛罗伦萨全城，梅迪契公爵对他的仇恨就越演越烈。但对于胆小的米开朗基罗来说，他的行为却是英勇之举，是他对伟大祖国的爱的表现。[正因为这样的一座要塞，意味着对佛罗伦塞的奴隶和威胁。

　　]此后，米开朗基罗就做好了迎接来自公爵方面的任何打击；而当克雷蒙七世逝世时，米开朗基罗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完全出于偶然——他当时不在佛罗伦萨。从此，米开朗基罗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他也不愿再见到它。修建梅迪契家族的小教堂计划也告吹了，永远无法完成了。我们所了解的所谓梅迪契家族小教堂，与米开朗基罗最初所梦想的相差甚远，只有一点点相关之处，留给我们的顶多也就是墙壁上装饰的大致构架。米开朗基罗不仅连雕塑的一半都没有完成，他所设想的绘画也没有完成，而且，后来当他的门徒们竭力要找回和补全他的构想时，连他自己都说不出它们当初的情况。[人们不知道应该把雕塑好的作品放在哪，也不清楚他准备在空的壁龛里放哪个雕像。负责完成他未完成的作品的瓦萨里和阿玛纳蒂都曾写信向他咨询，可他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1557年6月，他在回信中写道：“记忆和思想跑到我前面了，它们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等着我呢。”

　　]就这样，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工作，甚至把所有东西都忘得一干二净。

　　1534年9月23日，米开朗基罗回到了罗马，之后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去世。[直到1546年3月20日，米开朗基罗才获得罗马市民的身份。

　　]他已经离开罗马二十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完成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三尊雕像、梅迪契家族陵墓原本没有完成的七尊雕像，以及洛朗教堂的过厅、圣·玛丽·德·密涅瓦教堂的《基督》和为巴乔·华洛利创作的《阿波罗》。他在艺术与国家之间丧失了健康、精力和信仰。他失去了最爱的一个兄弟[此处指的是弟弟博纳罗托，1528年死于一场瘟疫。

　　]，并且失去了他崇敬的父亲[父亲死于1534年6月。

　　]。为了缅怀兄弟和父亲，米开朗基罗写了一首痛心疾首的诗，而这首诗也同他其他的作品一样——没有写完。诗句饱含着痛苦与对死亡的憧憬：

　　“上帝把你从我们的苦难中搭救出去了。请可怜可怜我吧，我是如死一般苟活着的人！……你因死亡而变成了神明，以后，你再不必担心生存与**会有何变化了：（写到这里我怎能不妒忌……）带给我们不切实的欢乐与切实的痛苦的命运与时间，是不敢跨进你们的门槛的。任何云彩都无法遮挡你们的光亮，任何人都无法对你们施暴。必须与偶然也休想左右你们。黑夜扑灭不了你们的光华；即使光亮无比白昼也不会增加光华……由于您的死去，亲爱的父亲，您让我学会了死。死亡，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坏。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这一天是人生的末日。但它在神坛前却是开始之日，永恒之日。在那里，仰仗神的恩惠，我希望且相信能够再见到你，如果我的理智可以将我那冰冷的心从污浊的尘世中拉出来的话，如果能像一切道德那样，如果我的理智使在天上的我们增长父子之情的话。”[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58。

　　]

　　人世间已经没有丝毫可以牵绊他、留住他的东西了：艺术、雄心、温情，任何的事物都不能使他依恋。他年已六十，人生的道路即将走完。他孤苦伶仃，对于自己的作品，他抱有怀疑之心。他怀念死亡，渴望最终能躲避“生存与**的变化”，“逃脱时间的暴力”，挣脱“必须与偶然”的专制。

　　“唉！唉！我那飞逝般的日子将我背叛了……因为我太过于期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垂垂老矣。我无力再与身边的死神们共同忏悔，我开始反省……我枉然地哭泣：任何不幸都无法同你失去的时间相比拟……

　　“唉！唉！回首往事，我没找到哪怕是一天真正属于我的！有的都是虚假的希望与徒劳的**。此刻我承认，我被它们羁绊住了。我哭、爱、激动、叹息——因为没有一种致命的情感是我所不了解的，而我却远离了真理……

　　“唉！唉！我想走出去，但不知去往何方；而且我害怕……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噢！愿上帝指引我出错吧！——我看见了，主啊，我看见自己因为认识了善而又做了恶所受到的永恒的惩罚。现在的我只剩下期盼了……”（《诗集》49）

　　一爱情

　　此刻，在这颗支离破碎的心中，当所有生机被悉数剥夺后，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五彩斑斓的春天重新开出了鲜艳的花朵，爱情的火焰也燃烧得更加明亮。而这份爱是不掺杂任何自私和**的成分。这是对坎瓦尼里的美貌所持有的神秘崇拜，这是对维多丽亚·科洛娜虔敬的友情，也是在神明的境域中两颗灵魂的激烈碰撞。这是他对失去父亲的侄子们的一份慈爱，是对孤苦无依的人和弱者的一种怜悯，是神圣的仁慈。

　　米开朗基罗对托马索·特·坎瓦尼里的爱不是一般思想——无论正直或不正直的——所能理解的，甚至是在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它都会使一些对此产生难堪的解释或流言蜚语。对此，阿雷蒂诺[阿雷蒂诺，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剧作家。他的作品以辛辣讽刺著称。

　　]大加影射、挖苦他们。但是，面对阿雷蒂诺的辱骂——这自然是少不了的，米开朗基罗不以为意。“他们无非是以自己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米开朗基罗致某人的一封信中语。）

　　任何灵魂都比不上米开朗基罗那般纯洁。没有谁对爱情的观念能像他那样虔诚。

　　“我经常会听到米开朗基罗谈论爱情，”克蒂维说，“在场的人无一不说他所说的爱情都是柏拉图式的。就我个人而言，关于爱情，我并不清楚柏拉图都说了什么，但我清楚一点，在同他长久的亲密交往中，我从他嘴里听到的只有最可敬的话语，而且还是那种可以熄灭青年人强烈欲火的言语。”

　　然而，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爱情没有丝毫文学气味和冷酷无情：对于米开朗基罗所看到的一切美的东西，他都表现得狂热与沉溺，这种理想与一种思想上的疯狂完全一致，这种疯狂使他成为了一个奴隶——他所追求的美的东西。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清楚的，于是，他在拒绝朋友杰罗蒂亚的邀请时，这样说道：

　　“当我看到一个有才气、有思想、为人所不为、言人所不言的人时，我不禁对他产生爱恋，甚至愿意全身付托于他，即使失去自我……你们都是有才华的人，所以我一旦接受了您的邀请，我将失去我的自由；谁都有可能窃去我的一部分，哪怕是那些跳舞的人和古琴手，假如他们在自己的艺术领域中出类拔萃的话，那么我也要听任他们的摆布！这样一来，我非但不能因你们的陪伴而好好休息、增强体力、心情平静，反而会使我的灵魂随风飘摇，无处栖息。长此以往，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会死在何处。”[此处见于贾蒂诺著的《对话录》。

　　]

　　如果说他被思想、言语或声音征服了，那么他必然会被肉体的美所征服！

　　一张漂亮的脸蛋儿，怎样地刺激着我！

　　世间没有什么事物能带给我如此大的快乐了！[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141。

　　]

　　对于这位拥有俊美外形的伟大创造者——也是一位虔诚的笃信者——来说，一个美丽的躯体就是隐藏在肉体“面纱”之下所显现的神圣。如同面对火棘丛林的摩西，只能一个劲儿地颤抖着向它靠近。对他来说，他所崇敬的对象真的如他所说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偶像”。他拜倒在它的面前，这是一种伟人心悦诚服的谦卑。对此，高贵的坎瓦尼里无法理解。而美丽的偶像通常长有一颗庸俗可鄙的恶魂——就像怀博·特·勃齐奥那样——这是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但米开朗基罗却对此视而不见……难道他真的对此视而不见吗？——或许是他不愿面对；他只要在自己心中将已勾画好轮廓的偶像塑造完。

　　米开朗基罗最早的理想爱人——那活生生的梦幻——是1522年左右的吉拉尔多·蓓莉妮安[吉拉尔多·蓓莉妮安是阿雷蒂诺极为猛烈攻击的对象。弗雷曾经刊登了米开朗基罗写给蓓莉妮的几封温柔的信：“当我读你的信时，仿佛自己正和你在一起，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信下的署名为“你的如儿子一般的……”他还为蓓莉妮写了很多抒发离别、遗忘之苦的诗。

　　]。后来，米开朗基罗于1533年又爱上了怀博·特·勃齐奥，1544年又恋上了塞奇诺·德·布拉奇[与其交往一年，米开朗基罗又喜欢上了别人。

　　]。由此可见，他对坎瓦尼里的友情并不是一心一意的，但这份友情却是长久的，而且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开朗基罗的这位朋友不仅拥有美貌，而且其高尚的道德也被米开朗基罗所尊重。万塞里耳曾经提到过：“他对托马索·特·坎瓦尼里的爱几乎超越了他对其他所有人。坎瓦尼里是罗马的一个贵族，年轻且热爱艺术。米开朗基罗曾为他画过一张与真人大小相等的肖像画，这是他画过的唯一特别的肖像，这是因为他厌恶画活人，除非这个人美貌绝伦。”

　　韦尔奇补充道：“当我在罗马碰到托马索·坎瓦尼里先生时，我发觉他不仅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而且，思想敏捷，举止高雅，确实令人喜欢，特别是当你对他更加了解时。”

　　1532年秋，米开朗基罗在罗马与坎瓦尼里邂逅。他在给米开朗基罗那封激情四射的表白信写回信时，也充满了尊重与尊严：

　　“来信已收到。这封信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它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我之所以说‘出乎预料’，是因为我自认没资格收到像您这样伟大的人的来信。而对于别人给予我的称赞，以及我所从事的那些您极其钦佩的工作，我可以诚恳地告诉您，它们根本不值得让您如此伟大的天才——像您这般举世无双的天才——动笔给一个初出茅庐、十分无知的年轻人写信。当然，我相信您的言不由衷。可以说您是艺术的化身，所以您才会对那些献身并热爱艺术的人产生情感，而我正是这群人中的一个，所以您也对我有了感情。而且，就对艺术的热情而言，我丝毫不逊于任何人。我可以答应您，我会好好回报您的这份爱：除了您，我还从未爱过谁，我也不盼望除了您的友情之外的任何友情……如需要我为您效劳请尽管说，我将永远为您效劳。

　　您忠诚的托马索·特·坎瓦尼里”

　　米开朗基罗的这位挚友，坎瓦尼里始终保持着这种感动而又谨慎的口吻与之交流。直到米开朗基罗临终时，他都忠诚于他，并为他送终。米开朗基罗一直都很信任坎瓦尼里，而坎瓦尼里也被认为是唯一能影响米开朗基罗的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能够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的朋友的幸福与伟大效劳。正因为有他，米开朗基罗决心完成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的木制模型。也因为他的鼓励，使米开朗基罗为我们保存了他为卡皮托勒山[卡皮托勒山，朱庇特神殿的所在地。

　　]的建筑而绘制的图纸。而且，也是他，在米开朗基罗逝世之后，继承着他亡友的意志监督着工程的实施。

　　可以说，米开朗基罗对坎瓦尼里的友谊就像爱情般疯狂。他给坎瓦尼里写了许多封热情洋溢、狂热动人的信。他仿佛把头埋在灰堆里在向自己的偶像顶礼膜拜。[对于坎瓦尼里的第一封信，米开朗基罗当天就写好了回信。就这一封信使他最终留下了三份草稿。米开朗基罗在其中一份补充道：“关于一个人献给另一个人的礼物，的确有一个词形容，但为了礼数，我就不在这里提了。”事实上这个词很明显，那就是“爱情”。

　　]他称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天才……一个奇迹……甚至是我们的时代之光”；他恳求坎瓦尼里“不要瞧不起他，因为他真的无法与之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提并论”，他希望把自己的现在、未来全都赠予坎瓦尼里；他补充道：

　　“我实在是无法将我那过去赠予您，以便更长久地为您效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无尽的痛苦，因为未来很短促：我老了……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毁坏我们的友谊，虽然我有时出言不逊，那是因为我远不如您……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名字，即使我已经将我赖以生存的食粮都忘记。是的，我宁愿忘记毫无乐趣，只是支撑着我的肉体的食粮，也不可能忘记支撑着我的肉体与心灵的您的名字，它使我全身都感到甜蜜，以致我只要想到您，就永远感觉不到痛苦，更不会害怕死亡——我的灵魂被我所交付的那个人所掌控……假如我不得不停止对他的想念，那么我将立刻死去。”

　　他赠给坎瓦尼里许多精美的礼物：

　　“其中一个是一张惊人的素描，用红黑色铅笔画的一些绝妙的头像，那是他在教坎瓦尼里学习素描时绘成的。然后，他还为坎瓦尼里画了一幅《被宙斯翅膀举上天空的该尼墨得斯》[该尼墨得斯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亚王的儿子。得到了宙斯的喜爱，被掠走做了仆人。

　　]、一幅《鹰叼其心的提提俄斯》[提提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宙斯和瑞亚的儿子。他因强奸勒托而被宙斯投入地狱，忍受鹰啄食他的肝脏的酷刑。

　　]，以及法厄同乘太阳金车[法厄同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儿子，有一天，他驾太阳神的驷马金车出去玩，因为不善驾驶，离地球过近，差一点就把地球给毁了。后来被宙斯用雷劈死。

　　]与酒神节的孩子们一起跌入波河。这些都是最精美、最上乘的作品。”

　　他还给坎瓦尼里寄过一些十四行诗，有些堪称妙笔生花，但有些则表达得很阴暗，其中有一些诗很快便在文学圈子中流传开来，成为意大利家喻户晓的著名诗篇。还有人说下面这首可谓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最美丽的抒情诗”：

　　“透过你的慧眼，我看到了一缕温柔的光，那是我失明的眼所无法看到的。您的双脚帮我承受了一个重负，这是我那瘫痪的脚无法承受的。在您的精神的影响下，我感到自己似乎飞上了天。我所有的意志都包含于您的意志之中。我的思想成形于您的心中，我的话语表露在您的喘息之中。孤独时，我就像无光的月亮，只有在太阳的照耀下，才能使人们见到。”[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109，第19。

　　]

　　还有一首诗更加著名，是关于赞颂完美友情题材中，从未出现过的最美的赞歌：

　　“如果情人之间存在贞洁之爱、崇高的怜悯和同等的命运，如果残酷的命运使双方受到打击，如果两颗心被一种精神和一种意志所统治，如果两个躯体拥有永恒的一颗灵魂，用同一副羽翼将彼此带往天空，如果爱神用一支箭同时射中了两个人的心，如果一个爱着另一个，彼此间不自顾自，如果两个人都将他们的欢乐寄望于共同的憧憬，如果成千上万的爱情都比不过他俩之间的爱与信仰的百分之一，那么一个怨恨的举动会不会将他们的关联永远割裂？”

　　这种自我遗忘，这种将自己彻底融化在心上人心中的炽热馈赠，并非一直具有宁静与清明。忧伤重新占领上风；而被爱控制的灵魂正在一面呻吟一面挣扎。

　　“我痛哭，我燃烧，我努力地消耗自己，我的心被苦痛所占据……”

　　他在写给坎瓦尼里的另一首诗中说道：“你呀，你将我生的欢快夺走了。”

　　面对这些激情澎湃，热情四射的诗，这个“被爱着的温柔之神”坎瓦尼里能够很好地保持一种友爱平静的冷淡之情。虽然这份有些夸张的友谊令他心中暗自不快。对此，米开朗基罗表示了歉意，说道：

　　“我亲爱的神啊，请不要因为我的爱而恼羞成怒，那仅仅是由于您身上的优秀品德。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应该恋上另一个人的精神。而我所企盼的是，正是从你美丽的姿容上所获得的——这绝非常人所能了解。谁若想明白它，就得先理解死亡。”

　　毫无疑问，这种对美的激情是没有半点虚假的。但这份炽热而疯狂[在其创作的一首十四行诗中，米开朗基罗誓言要将自己的皮盖在他所爱的人的身上，并要变成鞋子，载着爱的人去踏雪。

　　]、纯洁又端正的爱毕竟会让人感到不安并且头晕目眩。

　　幸好，一位女子的淡泊感情顶替了这种病态的友情——为了否认自己虚无的生命，试图体现他为渴求的爱而作出的绝望的努力。这个女子很善解这个孤苦伶仃，失落于世的人。她的到来给他那颗几乎苦闷欲死的心魂，注入了一丝平和、信心、理智，去接受生与死的悲苦。

　　1533至1534年间，米开朗基罗对坎瓦尼里的友情达到了顶峰。到了1535年，他开始结识了维多丽亚·科洛娜。

　　维多丽亚·科洛娜出生于1492年。父亲法布里齐奥·科洛娜不仅是帕利阿诺的一个富人，而且还是塔利亚科佐的亲王。她的母亲名叫阿涅丝·德·蒙泰费尔特罗，是乌尔班亲王费德里戈的女儿。可见，她算得上是意大利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且还是受了文艺复兴精神熏陶最深切的一族。十七岁时，她与培斯坎拉侯爵、大将军费朗特·弗朗切斯柯·德·阿瓦洛——帕维尔的征服者——结为夫妇。她很爱自己的丈夫，但阿瓦洛却一点儿也不爱她。科洛娜算不上是漂亮的女人。人们在后来的一些纪念章上看到她的像，发现她长着一张男性、有个性的、有点严厉的脸。高额头，鼻子又长又直，上唇较短，下唇微微向前突起，嘴巴紧闭，下巴略突出。与她相识并为她写传记的菲洛尼科·阿利卡纳塞奥虽然在书中措辞委婉，但依然流露出她是一个比较丑的女人：“当她嫁给培斯坎拉侯爵时，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天赋，由于貌不惊人，她便认真钻研文学，以获取那种不会像容貌般容易消逝的美。”——她是对富于智慧的事物抱有热情的女子。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这样写道：“粗俗的感官，无法创造和谐从而产生高贵心灵的纯洁的爱，它们绝对无法激发欢乐与痛苦……光亮的火焰将我的心照耀得那么高，致使一些卑劣的思想令它感到难堪。”——她生来就没有吸引英俊潇洒的培斯坎拉爱上她的地方。但爱的盲目仍使她情不自禁地爱他，为他痛苦。

　　然而，她确实因为丈夫的不忠而痛苦万分。在家里，培斯坎拉经常欺骗她。对此，整个那不勒斯都知道。可是，在1525年培斯坎拉去世后，她仍旧感到痛苦不堪。科洛娜躲进宗教里，埋头创作诗歌。遁入空门的科洛娜先是在罗马，然后来到了那不勒斯。最初，她并没有完全与尘世隔绝：她之所以会寻求孤独，只是为了使自己沉浸在对爱的回忆之中，为了用诗词歌赋来寻求爱情。她几乎同意大利的所有大作家都有来往，例如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而且卡斯蒂廖内还将自己创作的《侍臣论》的手稿托付给她，还有在《疯狂的奥兰多》中称颂她的阿里奥斯托，以及保罗·佐夫、贝尔纳多·塔索、罗多维柯·多尔斯等。自1530年起，科洛娜的十四行诗就在整个意大利流传开来，她也成为当时唯一一位获得此殊荣的女性。在平静的大海里的美丽海岛伊斯基亚岛退隐之后，科洛娜仍独自享受着孤寂，乐此不疲地歌唱着她那蜕变了的爱情。

　　但是自1534年起，维多丽亚·科洛娜被宗教彻底攫住了。天主教的改革思想，以及当时为了躲避分裂而倾向于复兴宗教的自由宗教精神，也完全占有了她。我们无法知晓她在那不勒斯是否认识了胡安·德·瓦尔德斯[胡安·德·瓦尔德斯，西班牙王查理五世的私人秘书的孩子。从1534年起，就成为了那不勒斯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曾多次发表演讲和著作。死于1541年，据说他的信徒有近三千余人。

　　]，但毫无疑问，她深深地受到了来自锡耶纳的皮尔纳迪鲁·奥基诺[皮尔纳迪鲁·奥基诺，著名宗教师。1539年和瓦尔德斯成为朋友，他也是维多利亚·科洛娜的知己。在离开意大利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决心通过一封信告诉了她。

　　]宣道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她与彼特罗·卡尔内塞基[彼特罗·卡尔内塞基,克雷蒙七世的秘书，同时也是瓦尔德斯的朋友和信徒。1546年被认定是异教罪人，1567年在罗马处以火刑。他与维多利亚·科洛娜关系密切。

　　]、基贝尔蒂、萨多莱特、高贵的雷吉纳尔德·波莱，以及改革派主教中最伟大的卡斯帕雷·孔塔里尼红衣主教等人成为了朋友。这位孔塔里尼红衣主教曾经徒劳地想同新教徒们建立一种团结统一的关系，并十分有勇气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基督教的律令是一种自由的律令……任何一个以从本质上倾向于恶而且受到种种情欲驱使的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都称不上是政府。不！所有的主宰都是理智的主宰。他的目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正确的道路指引所有服从于他的人到达他们所认为正确的目的地：幸福。对于教皇的权威来说，也属于理智的权威。作为教皇，有一点他应该很清楚，那就是自己的权威是施加在一些自由人的身上的，所以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或禁止或豁免，而只能依照正常的理智规则、神的训诫和爱——将一切引向上帝、引向共同的善的规则——的教导去行事。”

　　在意大利众多会聚着纯洁意识的理想主义小组中，维多丽亚·科洛娜算得上是最激越的一个。她最初同勒内·德·费拉雷、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保持着通信往来。后来，变成新教徒的彼尔·保罗·韦尔杰廖把她视为“真理之光中一道最亮的光”。但是，当反改革运动——由那位冷酷无情的卡拉法[卡拉法，基耶蒂的主教，于1524年创建了阿廷教派，自1528年起，在威尼斯组织反宗教改革团体。他从红衣教主到教皇保罗四世，期间沉重地打击了新教徒，并严惩了一些改革运动的参与者。

　　]领导的——兴起时，她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怀疑中。她和米开朗基罗一样，都拥有一颗激烈却又脆弱的灵魂。科洛娜需要信仰，而且她也无力抵御宗教的权威。“她瘦得皮包骨，但仍然守斋、苦修。”[1566年卡尔内塞基在异教徒审判法庭上的供词。

　　]她的朋友，波莱红衣主教强迫她否认自己的聪颖智力，劝说她舍身向神，忘掉自我，从而使她平静了下来。她带着一种牺牲的陶醉做了所有的事情……如果她真的只牺牲了自己，也就好了！她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朋友。被她牺牲连累的朋友就是奥基诺，她将他写的东西送到了罗马判处异教徒的机关之中。与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她那伟大的灵魂被恐惧吓得粉碎。在她那绝望的神秘主义之中，隐藏着她的愧悔。

　　“您看见了我们正陷在愚昧的混沌之中，看到了我的前方那无法躲避的错误的陷阵，看到了时刻都在运动着以寻求一丝休憩的躯体，更看到了为了寻找平和而骚动不安的心灵。神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让我清楚一切都存在于基督身上。”[1543年12月22日维多丽亚·科洛娜写给莫洛内红衣主教的信。

　　]

　　她以召唤死神的方式来解脱自己。1547年2月25日，她去世了。

　　在科洛娜深受瓦尔德斯和奥基诺的自由神秘主义影响的时候，她结识了米开朗基罗。这个悲伤烦恼的女人，永远都需要有个人来让她依傍，但同时她又需要有一个比她更脆弱更不幸的人，来让她将自己心中充盈着的全部母爱施于这个人身上。在米开朗基罗面前，她竭力掩藏着自己的烦乱与惶恐。表面上，平静、矜持，有点冷漠的她却会把向别人求得的平和传递给米开朗基罗。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就在1535年左右开始了。到了1538年秋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但这却是建立在上帝之上的。维多丽亚·科洛娜四十六岁时，米开朗基罗已经六十三岁了。当时她住在罗马平奇奥山脚下的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道院里。米开朗基罗则住在卡瓦洛山附近。每周日，他俩都会在卡瓦洛山的圣西尔韦斯德罗相聚。那一天，阿姆布罗乔·卡泰里诺·波利蒂为他们诵读《圣保罗书信》，然后米开朗基罗与科洛娜就会展开一番讨论。对此，葡萄牙画家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在自己的四本《绘画谈话录》中为我们保存了当时的一些美好回忆。这是他们严肃而又温馨的友谊的真实写照。

　　当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第一次来到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时，就遇到了维多丽亚·科洛娜，当时科洛娜正同几个朋友一起听诵读圣书。米开朗基罗并不在那儿。就在圣书诵读完后，可爱的科洛娜微笑着对这位葡萄牙画家说：

　　“想必您原本更想听到米开朗基罗的谈话，而不是这个宣道的。”弗朗西斯科深感受伤，抢白道：

　　“怎么，难道您认为我除了画画，其他都一窍不通吗？”

　　“请不要多心，弗朗西斯科先生，”拉塔齐奥·托洛梅伊插话道，“夫人并不是这个意思，她想说的是画家都是样样精通的。而且我们意大利人是非常敬重绘画的！她之所以这样说，也许是想增加您听听米开朗基罗谈话的乐趣。”

　　弗朗西斯科有些尴尬地连声道歉。于是，科洛娜吩咐她的一名仆人：

　　“到米开朗基罗那里，告诉他，我和拉塔齐奥先生在仪式完毕后还留在这个小教堂里，这里凉爽宜人；如果他愿意用一点时间的话，就请他也过来，我们会非常快慰的……不过，”她很清楚米开朗基罗的倔脾气，随后补充道，“还是不要告诉他，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也在这儿吧。”

　　在等待仆人回来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谈论着用什么方法能够不知不觉地把米开朗基罗引到绘画这一话题上来，因为，假如被他觉察，他会马上避而不谈。

　　“沉默片刻之后，突然有人敲门。我们都担心这位伟大的天才不会来了，因为仆人很快就返回来了。可是，此时住在附近的米开朗基罗已经在前往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了。他是从埃斯基利纳街向温泉的方向走过来的，一路上都在与他的门生乌亚皮耶大谈哲学问题。而我们派去的那个仆人正巧在半路上碰到了他，于是就将他带了过来。此时，站在门外的就是他。维多丽亚·科洛娜起身，和米开朗基罗站在一边单独聊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请他在拉塔齐奥和自己之间坐下来。”

　　葡萄牙画家坐在米开朗基罗的身边，但是米开朗基罗并没有太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个人，这令弗朗西斯科十分恼怒，面带怒气地说道：“真是的，若要人看见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直立于这个人的面前。”

　　米开朗基罗听到这番话，看了看身边的这个人，立即谦恭地表示歉意：“噢，真对不起，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看见您，只怪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夫人了。”

　　此时，维多丽亚·科洛娜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巧妙的方法同他委婉谨慎地东拉西扯，其间并没有触及绘画的话题。当时的场景就好像是有人在艰难而巧妙地建造一座坚固的城池，而米开朗基罗则是一个既警惕又多疑的围困者。这儿设了岗哨，那儿拉起了吊桥，地上不仅埋设地雷，并修建了严密地守卫各处的城门和墙垣。但是，最终，获胜者是维多丽亚·科洛娜。事实上，没有谁能够逃出她的包围圈。

　　“的确，”她说道，“不得不承认，当你用属于你的武器，即计谋，向米开朗基罗发起进攻时，你总会被他击败。弗朗西斯科先生，我们必须和他谈诉讼案，谈教皇的敕令，然后嘛……才能谈谈绘画，如果我们想自己掌握主动权，把他弄得哑口无言的话。”

　　终于，通过这种巧妙的转弯抹角，他们将话题引到了艺术上来。科洛娜和米开朗基罗商谈说她计划修建一座宗教建筑，米开朗基罗听后主动提出要到实地察看一下，以便绘制出一张草图。

　　“其实我本不敢要求您帮我这样大的忙。”维多丽亚·科洛娜说，“虽然我知道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遵从抑强扶弱的救主的教导……所以认识您的人都十分敬重你的为人，甚至于对您的作品，不像那些根本就不认识您的人，只知道尊崇您最弱的部分——那么出自您手的作品。还有一点我要赞扬您，您常躲在一边，避开我们之间无聊的谈话，而且不屑于为那些跑来向您索求作品的王公显贵们作画，而是把您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唯一一件伟大的作品。”

　　面对这番恭维，米开朗基罗谦逊地颔首致谢，他也借这个机会表达他对那些多言的人与有闲的人——王公显贵、教皇这样的人——的厌恶。这些人常常我行我素，总强迫这位艺术家陪他们胡扯闲聊，殊不知艺术家的时日并不多了，他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

　　接下来，话题转到了艺术的最崇高方面上，科洛娜认真而又严肃地讨论着。对于她来说，一件艺术作品带给她的感受，如同米开朗基罗所带给她的感受一样，都是一种信德的行为。

　　“所谓好的绘画作品，”米开朗基罗说道，“要与神靠近并同神结合……而它只是上帝的一个完美的复制品，是它的笔的影子，它的音乐，它的旋律……因此，一个画家单有伟大和灵巧的一面是不够的，我认为画家的生命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纯洁和神圣，这样才能使圣灵指导他的思想……”

　　在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里，在一片庄严肃穆的会话中，他们这般消磨时光。有时，朋友们更喜欢走到花园里继续交谈。就像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向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在泉水旁，在桂树的树荫下，坐在长满藤蔓的墙边的石凳上”，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脚下延伸的罗马城。

　　很可惜的事，这些美妙的谈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维多丽亚·科洛娜所经受的宗教危机，使这场谈话突然中止。1541年，科洛娜离开了罗马，先去了奥尔维耶托，然后又到维泰尔贝的一座修道院修身养性。

　　“但她经常离开维泰尔贝回到罗马，只为专程探望米开朗基罗。他为她那神明般的心地所感动，而她也投桃报李。米开朗基罗收到并保留了她的许多封信，每一封都充满了圣洁而温柔的爱，就像由一个高贵的心魂所能写成的一样。”

　　克蒂维写道：

　　“根据她的意愿，米开朗基罗绘制了一张裸体的基督像。画上的耶稣基督没有了十字架，如果再没有两位天使各挽住他的一只胳膊，那么他就会像一具软弱的尸体一样，瘫落在圣母跟前。圣母稳坐于十字架下，泪流满面，表情痛苦不堪。她张开双臂，伸向苍天。在十字架的木头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行字：Nonvisipensaquantosanguecosta.[此处为意大利文。意思是：再也记不起流了多少血了。

　　]出于对科洛娜的爱，米开朗基罗还画了一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像，但他并没有死，而是活着的。他的脸转向父亲，喊道：‘唉呀！唉呀！’那副躯体并没有呈现瘫痪的样子，它在临终前的痛苦中扭曲着、抽搐着。”

　　也许，现藏于卢浮宫和不列颠大英博物馆中的那两张伟大的《复活》画像也是受了维多丽亚·科洛娜的启迪。在卢浮宫的那张作品中，拥有大力神似的基督愤怒地推开墓穴的石板，他的一只腿留在墓穴之中，但他的头却高昂着。他高举双臂，在热情、激动中似乎要奔向天穹，让人联想起卢浮宫中的多幅《囚徒》中的一幅。回到上帝那去！离开这个尘世。离开这些他不屑看、匍匐在他面前的惊愕、恐惧的人！终于挣脱了丑恶、无味的人生！……

　　与卢浮宫的那一幅相比，不列颠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张要显得宁静得多。这里的耶稣基督已经走出了坟墓。他在飞翔，强壮的身躯在轻抚着他的空气中飘荡着；他闭目养神，头向后仰，双臂环抱，宛如一缕升到光明之中的阳光。

　　就这样，在艺术领域中，维多丽亚·科洛娜为米开朗基罗重新打开了信仰之门。不仅如此，她还激活了米开朗基罗所具备的、曾经被坎瓦尼里唤醒的诗歌才华。[此时，米开朗基罗才想到出版自己的诗集。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太重视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倒是朋友路易吉·德尔·李奇奥和多纳托·吉阿诺蒂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她不单单在他隐约感觉到的启示方面给予他光亮，而且还像索德所提到的那样，科洛娜成为了他诗歌中所歌颂的榜样。科洛娜的《灵智的十四行诗》创作于他们友谊的初期。她一边写一边将这部诗歌逐首地寄给这位朋友。[1551年3月7日，米开朗基罗在写给法图切的信中说：“十多年前，科洛娜送给我一本羊皮封面小书，其中收录了103首十四行诗。而她在维泰尔贝时寄给我的40首诗并不在其中。”

　　]

　　从她的诗中，米开朗基罗汲取到了一种安慰、温柔，甚至是新的生命。为了她的这首漂亮的十四行诗，米开朗基罗表示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幸福的精灵，用你那炽热的爱，将我垂死的心重新赋予生命。而在你丰富的金钱与欢乐之中，有那么多高贵的人儿都得不到你的青睐，你唯独选中了我——就像当初你出现在我眼前一样，现在你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安慰着我……你想起在忧患中挣扎的我，而我又受到了你慈悲的思念，因此我要写一首诗向你致谢。如果我想凭借一些可怜的画来偿还你对我的美好关怀，那简直是狂妄自大、奇耻大辱。”

　　1544年夏天，科洛娜回到了罗马，这一次她住进了圣安娜修道院，直到逝世。米开朗基罗经常去看望她。而她也一直温情地思念着对方。她总想偷偷地送给米开朗基罗一些小礼物，以使他的生活变得舒服些有趣味些。但是，这个猜疑的老头“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即使他最爱的人的礼物也不行，所以他还是拒绝了她的所有好意。

　　维多丽亚·科洛娜去世了。米开朗基罗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同时还说了一句让人动容的话。足见他俩之间的爱是多么的矜持、圣洁：

　　“每每想到眼看着她死去，而我却没有像吻她的手那样吻一下她的额头和面孔，我真是哀痛欲绝。”[根据克蒂维的记述。

　　]

　　克蒂维说：“她的死，使米开朗基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痴呆麻木的，就像丢了魂一样，对一切事物都没有知觉。”

　　“她视我为奇珍异宝，”过了一会，米开朗基罗悲伤地说，“而我也一样。死神无情地将我的好友夺走。”为了悼念这位友人，他写了两首十四行诗。一首充满了柏拉图精神，表达了他那种狂乱的理想主义，仿佛一个被闪电照亮了的黑夜。米开朗基罗把科洛娜比作是神明的雕塑家的锤子，能够从物质上开凿出崇高的思想火花。

　　“如果我这把粗糙的锤子能够将坚硬的岩石时而凿成这样，时而凿成那样，则说明它从握着它、引导它、指挥它的那只手那里接受了动作，同时，还有一种驱动力作用于它。但雕塑之神将锤子高高举起，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天国中创造它的美和其他一切事物的美。没有哪一把锤子可以不借用别的锤子的力量而自行创造；而且只有它才能使其他一切富有生机，因为锤子举得越高，砸下去的力量就越大。我将锤子举过头项，举向天穹。所以，如果神能帮助我的话，他定能引导我的作品到达最美满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这把锤子是唯一的。”[米开朗基罗曾提到：“在这片土地上，只有维多利亚的高贵品德才能激起、感染人们的品德，除了她，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带给人鼓舞。”

　　]

　　还有一首则更加温柔，诗中赞扬了爱的伟大，它甚至能战胜死亡：

　　“当这个屡次将我从悲叹中拯救出来的女子在我面前悄然离世时，曾认为我们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自然也感到羞愧，也为此情此景而哭泣。但是死神，请你不要吹嘘自己的能力，因为即使你熄灭了众太阳中的一个太阳，其他太阳还会衍生出新的！爱情是伟大的，它获得了胜利，从而使她在天上，在圣人之间复活。令人厌恶的死神以为将她崇高的德行掩饰住了，把她美丽的灵魂磨灭掉了。但她的诗文所表达的正相反。它们赋予她更多的生命，使她比生前更加光彩照人，而在死后，她征服了她未曾征服的天国。”

　　在这段严肃而宁静的友谊里，米开朗基罗完成了他最后大作的绘画与雕刻：《最后的审判》、波利内教堂的壁画，以及那个耗时较长的尤利乌斯二世陵寝。

　　1534年，米开朗基罗离开了佛罗伦萨，来到罗马安家。然而，当时的米开朗基罗认为，克雷蒙七世已经去世，自己便可以从其他的工作中摆脱出来，能够安安静静地搞完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如此一来，他也可以卸掉心头的重负，使内心得到宽恕。但是，他刚一到罗马，就被他的新主人牵绊住了。

　　“保罗三世召见他，示意要他为自己效劳……但米开朗基罗拒绝了，解释说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他跟乌尔班公爵签约在先，而且在这段时间内要服从乌尔班的安排，先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然而教皇为之大怒，说道：‘三十年来，我始终抱有这个愿望，而我现在已经是教皇了，难道连这样的愿望都不能满足吗？我要把你的那张契约撕得粉碎，无论如何，我都要你为我效劳。”[根据万塞里耳的记述。

　　]

　　为此，米开朗基罗决定再次逃跑。

　　“他很想躲到热那亚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去，因为那里的阿莱里亚主教是他的朋友，也是尤利乌斯二世的朋友。那里距离卡拉雷很近，他可以在那儿安心地完成自己的作品。有时，米开朗基罗也想到乌尔班那边去过隐居的生活，毕竟那儿有安静祥和的环境，他也希望当地人会因为缅怀尤利乌斯二世间接地善待他。于是，米开朗基罗派了一个人先去查看情况，替他买了一幢房子。”[根据克蒂维的记述。

　　]

　　但是，就在下决心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又开始动摇了。他像往常一样，勇气全无，担心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他幻想着自己可以通过某种妥协的方式脱身，但这却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次他又被套牢了，继续拖着沉重的负担，直到生命结束。

　　1535年9月1日，保罗三世下达了一道敕令，委任米开朗基罗做圣保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雕刻师和绘画师。其实在同年4月份，他就接受了创作《最后的审判》的工作，而且在1536年4月到1541年11月这段时间里，也就是维多丽亚·科洛娜留在罗马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创作上。在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过程中，大约是1539年期间，一天，米开朗基罗曾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腿部严重受伤。“被疼痛折磨的米开朗基罗性情十分暴躁，他不愿接受任何医生的诊治。”（据万塞里耳记述）因为他讨厌医生，当他得知自己的某一位家人冒昧地请医生救治时，他在他的信中表达了—种可笑的惶恐。

　　“幸运的是，在他摔下来之后，他的一位朋友，佛罗伦萨非常有头脑的医生巴乔·隆蒂尼——与他关系甚笃，十分同情、可怜他——有一天到他家拜访。敲了一阵门，无人应声，他便径直上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当躺在床上的米开朗基罗看见他时，很不高兴。但巴乔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一直为他治疗，痊愈后才离去。”（据万塞里耳记述）

　　“正如尤利乌斯二世那样，保罗三世教皇经常在礼仪长比阿奇奥·德·切塞纳的陪同下前来欣赏米开朗基罗的画，边看边征询他对作品的意见。”万塞里耳记述道：“一天，保罗三世问切塞纳对作品有什么看法。切塞纳是个非常迂腐的人，他声称在如此庄严的地方画那么多猥亵的裸体是大不敬。另外，他还补充一点：像这类画只配装饰浴室、休息室或者旅店。对此米开朗基罗只能克制自己的愤怒，等切塞纳离开之后，就凭借自己的记忆把这个令人厌恶的家伙画到画中，把他画成判官米诺斯的样子，永远深陷地狱之中，与一群鬼怪为伴，被毒蛇缠住腿。

　　后来，切塞纳跑到保罗三世的面前抱怨、诉苦。而保罗三世却打趣他说：‘如果米开朗基罗把你放进了炼狱里，我还能想想办法救救你，可惜他把你放进了地狱里，我是爱莫能助了：一旦进入地狱，就永远无法挽救。’”

　　其实，认为米开朗基罗的画有伤大雅的人，并不只有切塞纳一个。整个意大利正在提倡世风贞节活动。当时，距离韦罗内塞[韦罗内塞，威尼斯画派的著名画家，他也是在运用色彩方面的大师级人物。

　　]因为一部被认定是有伤风雅的《西门家的基督的最后晚餐》而被送上宗教裁判所的时间已经不远了。许多人在看到《最后的审判》时，都大叫有伤大雅，其中叫喊得最凶的就是阿雷蒂诺。这位淫秽大师竭力想给贞洁的米开朗基罗上上课，[这是一种报复。阿雷蒂诺曾经多次向米开朗基罗索要作品，都被拒绝了。后来他为《最后的审判》设计的草图，也被米开朗基罗拒绝。因此，他要让米开朗基罗因蔑视他而付出代价。

　　]于是他给米开朗基罗写了一封极其无耻的答尔丢夫[此处指的是莫里哀的《答尔丢夫》的艺术特征。

　　]式的信。他痛斥米开朗基罗所表现的都是些“连**看了都要脸红的东西”，而且还向刚成立的宗教裁判所密报，说米开朗基罗不虔诚。阿雷蒂诺说：“如此亵渎他人的信仰要比他自己不信教更加罪孽深重。”阿雷蒂诺向教皇发出请求，希望教皇下令把壁画毁掉。在指控米开朗基罗是路德派的残余时，他还卑鄙地诽谤米开朗基罗道德败坏，[他在信中含沙射影地污蔑无辜的格拉尔多·佩里尼和托马索·德尔·卡瓦列里。

　　]而且，为了将米开朗基罗置于死地，他诬陷米开朗基罗偷了尤利乌斯二世的钱。这封卑鄙无耻的信将米开朗基罗心灵中最深刻的东西——虔诚、友谊、荣誉感——统统玷辱殆尽。

　　面对这封信，米开朗基罗不禁报以轻蔑的一笑，可是也不禁愤懑痛哭，但他并不想给以任何回击。想必他想到了自己在提到某些敌人时，用一种不屑的神情说过的：“这些人不值得给以还击，因为战胜他们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当阿雷蒂诺和切塞纳对《最后的审判》的看法日益占据上风时，米开朗基罗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做任何事情加以阻止。当他的作品被当作“路德派的垃圾”时，他什么也没说。当教皇下令卸下他的壁画时，[1596年，教皇克雷蒙八世也有意要毁掉《最后的审判》。

　　]他依旧一声不吭。当达尼安·德·沃尔泰尔接到教皇的命令，为他的那些英雄“穿裤子”时，[沃尔泰尔是米开朗基罗的朋友，他将自己的修改工作称作是“穿裤子”。米开朗基罗的另一位朋友，雕塑家阿马纳蒂，也认为表现裸体是很下流的。就此事情，他的信徒们也不再支持他了。

　　]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当教皇讯问他的意见时，他毫不动气，表现得十分平静但话语中却带有讥讽和怜惜，他说：“禀告教皇，这只是一桩小事，很容易整顿的。但愿教皇也能把世界整顿一下：整顿一幅画又能费多大事。”他很清楚自己是在怎样热烈的信念下，在与科洛娜的宗教话题中，在她那颗圣洁的灵魂的庇护下，完成这件作品的。而要捍卫这些寄托着自己英雄思想的贞洁的裸体雕塑，要抗御那些伪君子、灵魂卑劣的人提出的肮脏猜测、影射，他就会感到羞惭。

　　在完成了西斯廷的壁画时，[1541年12月25日，《最后的审判》落成。引来全意大利、法国、德国、佛朗德列等人的参观。

　　]米开朗基罗原以为自己终于有权建造完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了。但贪婪的教皇却要让这位年事已高（七十高龄）的老人接着绘制波利内教堂的壁画。这使得米开朗基罗差一点儿就没能完成放在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几尊雕像，那是用来装饰小教堂的。值得庆幸的是，他可以同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签订第五份，也是最后一份合约了。根据此合约，他要将已完成的雕像交给对方，并雇了两名雕塑家来借助他完成陵寝的收尾工作。这样一来，米开朗基罗便永远摆脱了其他一切责任了。

　　然而，他的苦难并没有真正结束。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始终逼他偿还他们所认为的那笔之前支付给他的费用。教皇则命人通知他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专心搞他的波利内教堂的壁画。米开朗基罗则回答说：

　　“可是，我们毕竟是用脑子去画，而不是用手。对自己的问题不闻不问的人是不知荣辱的，所以只要我心里有事，我就找不到丝毫灵感或好的东西……我的一生曾与这个寝陵紧密相连；然后我浪费掉自己的青春来到利奥十世和克雷蒙七世面前，为自己辩白；最终我还是被自己那份过于认真的良心给击败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看见很多人每年都能赚到两三千埃居；而我呢，无论怎样玩命干，最终还是受穷。有时甚至会被人当作窃贼！……在人们面前——我不说是在神的面前——我自认自己是个诚实的人，从未欺骗过谁……而且我不是窃贼，在佛罗伦萨，我是一个有产者，出身高贵，是一位体面之人的儿子……然而当我不得不同这帮混蛋斗争时，我最终变成了疯子！……”

　　为了赔偿他的对手们，他亲手做了《积极的生命》和《凝思的生命》，这是合约上所没有的。

　　1545年1月，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终于在温科利的圣彼得大教堂落成。最初的美好计划中剩下了什么？只有《摩西》了，当初它只是个局部映衬，现在变成了中心。这是一幅伟大计划的讽刺画！

　　结束了，所有的负担都结束了。米开朗基罗终于从一生的噩梦中摆脱出来了。

　　二信仰

　　在维多丽亚·科洛娜去世后，米开朗基罗原计划要回到佛罗伦萨，以便“让自己的老骨头歇息在父亲身边”。但是，在他在为几位教皇尽心尽力地劳作之后，他倒要把自己余下的时光奉献给上帝。也许他这一想法是受了那位女友的影响，也许他是想了却自己最后一个心愿。1547年1月1日，维多丽亚·科洛娜死后的一个月，保罗三世下令委任米开朗基罗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受命全权修造这座建筑物。接受这项任务并非毫无难色，而且也不是因为教皇的一再坚持才是他决定用自己七十高龄老人的肩膀，担起这份从未接受过的最重的重担。他反而认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属于神的使命：

　　“很多人都认为——而且我也认为——是上帝将我安置在这个职位上的。”他这样写道，“无论我多么衰老，我都不愿放弃它，因为我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甘愿服务一辈子，现在我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上帝的身上了。”[1557年7月7日，米开朗基罗写给侄子的信。

　　]

　　为了这项神圣的使命，米开朗基罗拒绝任何报酬。

　　在这件事上，他曾多次与敌人交手，正如万塞里耳所说的，敌人就像“桑迦罗派”，以及所有的管理人员、供货商、工程承包商等。米开朗基罗将他们营私舞弊的丑闻揭示出来，但桑迦罗却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万塞里耳说：“多亏了米开朗基罗，是他将圣彼罗从窃贼与强盗的手中救了出来。”

　　这些敌人联合起来反对米开朗基罗，他们的领导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建筑师巴乔·比奇奥。万塞里耳曾指斥比奇奥偷了米开朗基罗的财物，并伺机要取而代之。但也有一部分人散布谣言，说米开朗基罗根本不懂建筑，完全是在浪费钱，他就是在毁坏前人的作品，甚至连圣彼得大教堂行政委员的人也都反对米开朗基罗。就在1551年，在教皇的主持下，他们搞了一次慎重的调查。在萨尔维亚蒂和切尔维尼两位红衣主教的支持下，监工和工人们都跑来指证米开朗基罗。而米开朗基罗对此却不愿做任何申辩：他拒绝所有为自己的辩论。他对切尔维尼红衣主教说：“我没有必要将自己应该做或想要做的事告诉您，或者其他人。您的任务就是监督财政支出，剩下的事情只和我有关。”米开朗基罗想来都是这样骄傲难缠，从不肯告诉别人自己有什么计划。对于他身边一味抱怨的工人，他回答道：“你们的任务是抹灰，凿石，锯木，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执行我的命令就可以了。至于你们想知道我的脑子里想了什么，你们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因为这有损于我的尊严。”

　　幸好有教皇们对他的恩宠，为他挡住了那些由他自己激起的仇恨，否则他别想有一刻的安生，因此，就在尤利乌斯三世去世，切尔维尼成为教皇时，米开朗基罗决定要离开罗马。但是马尔赛鲁斯二世登上教皇宝座后不久，便逝世了，保罗四世承继教皇之位。米开朗基罗重新获得了新教皇的庇护，得以继续奋斗。在他看来，放弃这个创作，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灵魂都将得不到救赎。

　　“我是情不自禁地承担这项任务的，”他说，“八年来，我陷身于各种烦恼与疲惫之中，徒劳地消耗着自己的精力。现在，工程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都可以造圆顶了。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罗马，会使作品功亏一篑。对我而言，这是莫大的耻辱，而且，对我的灵魂来说，也是一种罪孽。”[出自1555年5月11日写给侄子里昂那多的信。

　　]

　　那些敌人们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一段时间内，斗争带上了一种悲剧的特色。1563年，在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过程中，米开朗基罗最忠实的助手比尔·吕伊吉·加埃塔被人诬告盗窃，送进了监狱；而这项工程的总管切萨尔·德·卡斯泰尔迪朗特也被人刺杀了。米开朗基罗为了报复这些敌人，便任命加埃塔接替切萨尔的工作。但行政委员会的人却强行将加埃塔赶走了，反而任命米开朗基罗的敌人兰尼·迪·巴乔·比奇奥为他的助手。米开朗基罗勃然大怒，不再去圣彼得大教堂查看工程进度了。于是，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他被解雇了，而且行政委员会还委派兰尼接替他。接到命令的兰尼立即以主宰自居，他想通过各种方法让这个被重病缠身的八十八岁的老人感到心灰意冷。但兰尼并不了解这个对手的真正实力。米开朗基罗当下就去见教皇，他威胁说，如果教皇不还他公道，那么他只能离开罗马了。他坚持重新调查，用事实证明兰尼的无能和他所编造的撒谎，然后将他赶走。这是1563年9月，米开朗基罗去世前四个月的事情。[就在米开朗基罗去世后的第二天，兰尼就恳求科斯梅大公，希望能继任米开朗基罗在圣彼得教堂的职位。

　　]由此可见，直到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都无法摆脱同嫉妒与仇恨的斗争。

　　我们无须为他抱不平。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善于自我保护的人，即使在临终时，他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如他以前对弟弟乔凡·西莫内所说的那样——“将这帮畜生打得落花流水”。

　　除了圣彼得大教堂这件大作之外，其他的建筑项目也都占满了他的晚年时光，诸如朱庇特神殿、圣玛丽亚·德利·安吉利教堂、佛罗伦萨的圣·洛朗教堂的楼梯、皮亚门，以及像其他计划一样流产了的大计划——圣乔凡尼教堂。

　　佛罗伦萨人曾恳求他在罗马建造一座本邦的教堂，科斯梅公爵还为此事亲笔写了一封恭维他的信。由于怀着对佛罗伦萨的热爱以及一种年轻人的激情，米开朗基罗接受了这项工程。他对同胞们说：“如果你们能够按照我的图纸施工的话，那么无论罗马人还是希腊人也会在你们面前黯然无色。”据万塞里耳说，这种话，他以前或之后都没说过，因为他一向都很谦虚。佛罗伦萨人完全接受了他的反感，未作丝毫改动。在他的指挥下，他的一位朋友，蒂贝廖·卡尔卡尼做出了教堂的一个木质模型。万塞里耳说：“这是件极其罕见的艺术作品，无论在美的方面，还是整体的富丽堂皇和风格各异方面，都是人们从未见过的教堂。工程开工了，花费了五千埃居。后来，因为资金短缺，只好停工。米开朗基罗对此简直是痛不欲生。”最终，这个教堂都没有建成，甚至连那个木质模型都不翼而飞了。

　　这便是米开朗基罗对艺术的最后一次失望。他又怎能在临死时抱有幻想，认为当初的圣彼得大教堂将会建成。在他的佳作中，会有一件能永存于世吗？如果他能拥有真正的自由，说得算的话，那么他也许会把它们都毁掉。他的最后一件雕塑，佛罗伦萨大教堂里的《基督下的十字架》，[1553年，他着手制作这件自认为最动人的作品，因为它最亲切。他的这个作品使人们觉得他在谈他自己，谈他的痛苦。除此之外，那个扶着基督的面容痛苦的老人，仿佛就是他本人。

　　]就充分表明了他当时对艺术已经到了漠不关心的地步。如果说他继续创作雕塑，那也不再是出于对艺术的信仰，而是对基督的信仰，并且还因为“他的精神与他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他继续创作”。然而，就在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时，他会把它毁掉。“若不是他的仆人安德尼尔哀求他将就要被毁坏的作品赏赐给他的话，他会将它彻底毁掉。”

　　这便是米开朗基罗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对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冷漠感情。

　　当维多丽亚·科洛娜离开人世后，他再也找不到任何伟大的爱，能够照亮自己的人生了。爱已远去：

　　“我的心中没有存留住爱情的火焰，我灵魂的翅膀已经被折断。重大的病痛（衰老）始终能在驱走那些轻微的忧愁。”（《诗集》81）

　　他的弟弟们相继去世，最要好的几个朋友也先后离开了。1546年，卢伊吉·德·里乔去世了，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死于1547年，他的弟弟乔凡·西莫内在1548年死去了。同他一向没有多少来往的最小的弟弟西吉斯蒙多，也于1555年去世了。米开朗基罗将他对家庭的粗暴的爱全部转移到了已成孤儿的侄子身上，转移到他最喜欢的弟弟博纳罗托的孩子们身上。他们是一男一女，侄女名叫特坎尔，侄子叫里昂那多。米开朗基罗把侄女送进了一所修道院，为她支付了所有食宿费用，还常去看她。当她出嫁时，他拿出财产的一部分[此处指的是他在波佐拉迪科地区的产业。

　　]作为嫁妆。对于侄子，他则亲自负责侄子的教育。在他九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在他与侄子之间一封封语重心长的信，不禁让人回想起贝多芬写给其侄子的信，也表现出了一种竭尽父责的严肃，但并不表示他不会经常发脾气。里昂那多常常会惹他的伯父发火，而米开朗基罗也总是耐不住性子。每当看到侄子歪七扭八的字，米开朗基罗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认为侄子这样是对他的不尊敬：

　　“一收到你的信，还没开始读，我就生一肚子气。我搞不懂你是在哪学习的写字！但我知道你写字时毫不用心！……我深信，哪怕你就是给一头大蠢驴写信，你都会写得更小心些……你的上一封信已经被我扔进火炉里了，因为我无法读下去，所以我也没法给你回信。我跟你说过了，而且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我每次收到你的信，还没看就气不打一处来。你干脆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告知我，那么你就找个会写字的人代笔吧。因为我还有许多别的事要考虑，不能把精力都耗费在猜测你那涂鸦般的字迹。”

　　多疑的性格，加上令他失望的兄弟，让米开朗基罗更加疑心重重，致使他对这个侄子谦卑恭顺的爱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了。他觉得，侄子所表现出的情感仅仅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因为他明白米开朗基罗的继承人定会是他。而米开朗基罗也曾毫不客气地和侄子挑明了这一点。有一次，处于病痛中的米开朗基罗生命垂危，他得知侄子里昂那多跑到罗马来，做了一些有失检点的事。米开朗基罗便怒不可遏地冲他喊道：

　　“里昂那多！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你竟然还跑到乔凡·弗朗切斯科先生家去探听我留下了多少遗产。难道你在佛罗伦萨时，我给你的钱很少吗？你不可以欺骗你的亲人，也不要像你父亲那样，他竟然将我从佛罗伦萨的自己家中赶了出来！要知道，我已经立了一份遗嘱，上面丝毫没有提到你。所以，去找上帝吧，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也永远不要给我写信！”[1549年，米开朗基罗病倒了，最先通知了他的侄子，并告诉他，已经将他写进了遗嘱。遗嘱的大意为：我要把我的所有都遗留给西吉斯蒙多和我的侄子。我的侄子将和我的弟弟西吉斯蒙多享有同等的权利，两人之中若有一人不同意之意，都不得私自分配我的财产。

　　]

　　米开朗基罗的这番愤怒并没有带给里昂那多多少触动，因为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封封慈爱的信和礼物。一年后，在馈赠三千埃居的诺言的诱惑下，里昂那多又跑到罗马来。米开朗基罗见他如此贪婪，非常伤心，便又给他写了封信：

　　“你竟如此心急火燎地来到罗马。假如我此刻一贫如洗，整日为吃喝发愁，不知道你会不会以同样的速度赶来！……你的解释是出于对我的爱，才赶过来的。没错！这是蛀虫之爱！你若真的爱我，你就会写信告诉我：‘米开朗基罗，您还是自己留着那三千埃居吧，因为您已经赐予我们太多了，已经足够了。对于我们来说，您的生命比财富更加宝贵……’——可是，40年来，你们依靠我而活命，但我却从来没从你们那儿听到一句这样好听的话……”

　　对于里昂那多，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婚姻大事。这件事使其伯父和他自己操了六年的心。为了遗产，里昂那多温顺地哄着伯父，他愿意听从伯父安排的一切，让伯父为他挑选、商谈或拒绝，他自己则表现出毫不介意。而米开朗基罗反倒十分积极，就好像在为自己娶亲一样。他视婚姻为一件严肃的事，爱情倒是没那么至关重要。而且，也可以不计较贫富，重要的是人品好，身体健康。他提出了一些生硬的看法，毫无诗情画意，但却现实坚定：

　　“这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你得记住：丈夫与妻子之间一定要相差十岁；你要仔细，你所选择的妻子不仅要人品好，而且要有健康的身体……别人给我引见了好几个，有的我觉得不错，有的则感觉不行。如果你相中了哪一个，你要写信通知我，我再表达我的意见……当然，你选择哪一个是你的自由，只要对方是良家女子，有教养，而且不在乎她有多少嫁妆，如果没有反倒更好——那样一来，日子反而会过得很安生……一位佛罗伦萨人跟我说，有人为你介绍了吉诺里家的一位姑娘，说你也中意。我并不感觉满意，因为她父亲看中的并不是你的人，而是你的钱。如果他能够为自己的女儿置办起嫁妆，他定不会把女儿许配给你的。我希望你未来的妻子是真正看中你的人，而不是你的钱……你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只是肉体与精神的健康，出身，人品，以及知道其父母是何许人也，因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你需要费神的，是去找一个在受苦受穷时，不以洗洗涮涮、料理家务为耻的女子。相貌方面，因为你并不是佛罗伦萨最英俊的男子，所以你也就不必太认真，只要对方不是残废或丑八怪就可以了……”

　　经过多方寻求，他们似乎找到了那个稀罕之珍。但是到最后时刻，却发现那个姑娘身上有一个不得不让他另作考虑的缺点。

　　“我知道她是近视眼，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小毛病。因此，我也没有答应什么。既然你也没有什么允诺，那么我认为，假如你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话，那这件事就算了吧。”

　　里昂那多有些灰心。他十分惊讶他的伯父为何那么坚持让他结婚。

　　米开朗基罗在回答侄子的疑惑时说：“没错儿。我希望你能结婚，因为你结了婚，我们家的香火就会延续。我知道，即使我们家的香火断了，这个世界也不会毁灭。但是，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绵延种族。所以，我希望你结婚生子。”[之后他还补充道：“若你感到自己不是健康的，那么你还是随其自然吧。不要给世界平添其他的不幸者了。”

　　]

　　最终，米开朗基罗自己都感到烦了，他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很滑稽，因为始终都是他在瞎起劲儿，而他的侄子里昂那多好像局外人一样。于是，米开朗基罗宣布他今后不再干涉这件事了：

　　“60年来，我一直在为你们的事操心。现在，我老了，我也应想些自己的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米开朗基罗得知侄子已经同卡桑德拉·丽多尔菲定了亲。他很高兴，他祝贺侄子，并答应给他一千五百杜卡托。里昂那多终于结婚了。米开朗基罗写了封祝福信，并答应送新娘卡桑德拉一条珍珠项链。他尽管很高兴，可是再大的欢乐也阻止不了他对侄子的叮嘱，他指出，虽然他对他们的事情不是很了解，但他觉得里昂那多本应该在把妻子带回家之前，将所有与金钱有关的问题都弄清楚，因为在这类问题里，常常隐藏着日后决裂的根源。在信的末尾，他又写了一些挖苦嘲讽的劝告：“的确！……现在，你们好好生活吧，但你要明白一点，寡妇的数量总要多于鳏夫的人数。”

　　两个月后，米开朗基罗给卡桑德拉寄了两枚戒指，而不是他当初许诺的珍珠项链。其中一枚戒指上镶有钻石，另一枚上镶着红宝石。卡桑德拉为了表示感谢，给米开朗基罗寄了八件衬衣。在米开朗基罗给他们回信时说：

　　“衬衣很漂亮，特别是布料，我非常喜欢。但是你们如此浪费金钱，我就不高兴了，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缺。替我感谢卡桑德拉，告诉她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来信，我可以寄给她我这里所有能找到的，无论是出自罗马的还是别的地方的产品。这一次，我仅寄了一件小东西，下次，我尽量寄一些她喜欢的东西。不过你要告诉我，她喜欢什么。”

　　不久，下一代相继诞生：老大叫博纳罗托，是依照米开朗基罗的意思取的；老二叫米开朗基罗，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1556年，身为老伯父的米开朗基罗还邀请年轻夫妇来到罗马。他始终参与家庭成员中的欢乐与忧苦，但却不允许家人干涉他的事，甚至是他的健康。

　　除了家人，米开朗基罗还拥有不少著名且高贵的朋友。尽管他脾气暴躁，但是如果将他想象成像贝多芬那样的多瑙河农民，就大错特错了。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又出身名门。从他少年时在圣马可花园与罗内·梅迪契一起玩耍时起，他便同意大利最高贵的伯爵、亲王、主教，以及作家、艺术家[其实，在艺术界，他的朋友并不多。到了晚年有许多信徒追随着他。而他对一些艺术家并没有好感，与达·芬奇、佩鲁吉诺、佛朗奇亚、拉斐尔、圣·伽略的关系也不好。因为他对自己的艺术过于执著，所以他不会像爱自己的艺术那样去爱别人的艺术，因为真诚，所以不会假装爱其他原本不爱的东西。

　　]过往甚密。他常与诗人弗朗切斯科·贝尔尼[他们常常交换充满友谊、戏谑的诗作。贝尔尼高度评价米开朗基罗，称他为“第二个柏拉图”，而他对别的诗人，会说：“还是安静点吧，你们这些音韵的工具，你们说的只是字词，但都是他言之物。”

　　]切磋文学；同贝纳代托·韦尔奇书信往来；他同卢伊吉·德·里奇奥、多纳托·杰罗蒂亚共同作诗唱和。人们收集他的谈话，收集他对艺术的深刻独到见解，还包括无人能与之相比的，他对但丁的理解和看法。

　　有一位罗马贵夫人[此处指的是阿尔让蒂娜·马拉斯皮纳夫人。

　　]曾这样写道：当他愿意的时候，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有风度有魅力的绅士，在欧洲，几乎见不到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在杰罗蒂亚和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的谈话录中，也讲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彬彬有礼以及一些交际习惯。在他写给亲王们的一些信件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假如他愿意投身政治，成为政府一员的话，他定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官员。任何社交场所都始终向他敞开大门，只是他自己常常与之保持距离。只要他想过一种风光的生活，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

　　对于意大利来说，他是天才的化身。在其艺术生涯的后期，他已经成为了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最终幸存者，他反映着文艺复兴的伟大——独自一人代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荣光。这不仅是艺术家们所认同的，就连亲王们也认为他是个超越凡人的神圣之人[克蒂维在《米开朗基罗传》中这样写道：“自上帝赐福于我的那一刻，我不仅看到了独一无二的雕刻家、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而且还亲耳听到了他的谈话，感受他的真诚和信念，出于对这份恩惠的感激，我开始收集他生命中所有值得称赞的东西，以便其他人可以以这样伟大的人物为榜样。”

　　]，在他的威望面前俯首致意。法国弗朗斯瓦尔一世和卡特琳娜·梅迪契都曾向他表示过敬意。科斯梅·德·梅迪契还想委任他做元老院的议员。当米开朗基罗来到罗马时，科斯梅对他以礼相待，让他坐在自己旁边，并与他亲切交谈。科斯梅之子——红衣教主堂·弗朗切斯科·德·梅迪契，在接见米开朗基罗时，将自己的主教帽脱下拿在手里，“对这位旷世奇才表示出了无限的敬意”。人们对“他崇高的道德”的尊敬，同对他的天才一样。晚年时，他所享有的荣光可以和歌德或雨果相媲美。但他属于另一类人物，他既没有像歌德那样对名望有一种渴望，也没有雨果那份对资产阶级的尊敬——面对世事、现存秩序，他以追求自由为原则。所以他蔑视荣耀，蔑视上流社会；但就他的工作——为教皇效劳，“那只是迫于无奈”。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他甚至连教皇都觉得讨厌。无论是教皇同他说话，或派人去找他，都会令他恼怒”，而且，“他还全然不顾他们的命令，一旦高兴，就会抗旨不遵。”

　　“天性如此的米开朗基罗，在从小所受的教育的影响下，更加厌恶繁文缛节，蔑视虚伪，而每当这时，你没有理由干涉他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假如他对你没有所求，也不想涉足于你的圈子，那么你又为何去干扰他呢？为什么要让他屈于这些无聊的事情，把他硬拉入这个社会中来呢？此人并不属于什么高人，他所想的只是自己的才华，而不愿媚俗。”

　　因此，他同社会之间仅保持着最基本的联系，或者说是纯粹的思想方面的关系。他不让其他人涉及自己的隐私，而与他接触最多的数位教皇、亲王、文人和艺术家们，在他的生活中也并没有占据什么位置。即使对其中一小部分人怀有真正意义上的好感，他们之间也极少有长久的友情。他爱他的朋友们，对他们也非常慷慨，可是他的坏脾气、他的傲岸、他的多疑，常常使他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变为死敌。曾经有一天，他写下了一封漂亮而悲伤的信：

　　“可怜的忘恩负义之人，天生如此，假如你在他处于危难之中时帮助他，那么他就会说，他早在很久前就曾这样帮助过你。假如你给他一份工作做，以表示关心，他就会武断地认为你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你对这项工作一窍不通。对于他所得到的恩惠，他都认为是施恩者不得不这样做。而如果他受到的恩惠十分明显，无法否认的话，他便在一旁久久地等待，等到施恩者犯下一个明显的错误时，他就又找到机会和借口说他的坏话，不必再感激他了。——人们都是这样对待我的。然而，没有一个艺术家在有求于我时，我不真心实意地有求必应的。然而，到后来，他们竟借口我脾气古怪，或者说我患了癫狂症，在外面大讲我的坏话。假如我真的患了疯病，那伤害的也只是我自己呀！他们竟如此对待我：好心没有好报。”

　　在家里，米开朗基罗倒是有几个比较忠实的助手，但大多数都是平庸无能者。有人曾怀疑他是故意挑了些平庸之辈，好把他们当驯服的工具，而非合作者。不管怎么说，这倒也言之成理。但是，克蒂维说：

　　“许多人都说他不愿意培养助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很愿意教他们一些东西。但不幸的是，他所教的人不是无能之辈，都是有能力没恒心的人。他们刚学了几个月，就不知天高地厚，自大狂妄，以大师自居。”

　　毋庸置疑，他对于助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绝对服从。对于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他不留任何情面，但面对谦虚忠诚的徒弟时，则表现出宽容与大度。懒散的乌亚巴耶“不愿好好干”，而且总是振振有词：他一干，就会笨手笨脚地把密涅瓦教堂的《基督》弄坏，无法修复。有一次，乌亚巴耶病了，米开朗基罗给予慈父般的照料，他还称米开朗基罗“是最好的父亲，像亲人一般”。[米开朗基罗甚至对乌亚巴耶手上的一个小伤口都十分在意。

　　]他将彼特罗·迪·贾诺托“看作自己的儿子”。当西尔维奥·迪·乔凡尼·切帕雷洛从他那儿出去，替埃尔特里·多里亚干活后，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请求米开朗基罗重新收留他。安德尼尔·米尼的感人故事，是米开朗基罗对助手宽宏大度的典范。根据万塞里耳的记述，在米开朗基罗的徒弟中，米尼“是有毅力却不太聪明的一个”。后来他爱上了佛罗伦萨一家穷寡妇的女儿。米开朗基罗便依照其父母的意思要他离开佛罗伦萨。

　　安德尼尔想去法国。米开朗基罗送给他许多礼物，也就是他的作品：所有的素描和纸样、《勒达》[《勒达》，即《天鹅父爱勒达》，原本是应费拉拉大公的要求创作的，但因费拉拉驻佛罗伦萨大使对他不敬，致使米开朗基罗没有交给他。

　　]，以及为作此画所作的全部模型，其中还包括蜡制的和陶制的。安德尼尔带着米开朗基罗馈赠的大礼包走了。但是，打击米开朗基罗的计划的厄运，竟变本加厉地降落到他这个卑微的朋友身上。安德尼尔来到巴黎，想把《勒达》献给弗朗斯瓦尔一世国王，可国王当时并不在巴黎，于是，他便把《勒达》存放在一位意大利朋友朱丽安诺·博纳科尔西那里了，之后便到他居住的里昂去了。几个月后，当他再次回到巴黎时，《勒达》已经不见了：博纳科尔西早已把它卖给了弗朗斯瓦尔一世国王，钱也都全部归他了。安德尼尔简直要气疯了。没有经济来源，又无力自卫，只有孤零零地流落在异国城市中。最终在1533年年底，因忧伤逝世。

　　在米开朗基罗的所有助手中，他最喜欢，也因他的爱护而名垂青史的只一个，就是弗朗切斯科·德·阿马多雷，绰号乌尔比诺。自1530年起，他便成为米开朗基罗的助手，在米开朗基罗的指导下，参与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修建工作，而且米开朗基罗对这个助手的前途十分关心。

　　“假如有一天我死了，你怎么办？”米开朗基罗问他。

　　“那我将为另一个人工作。”乌尔比诺回答。

　　“噢，你真是个可怜虫！”米开朗基罗说，“我很想把你从苦海中拉上来。”

　　于是，他爽快地拿出两千埃居给他：出手如此大方，可与皇帝和教皇相比拟。（据万塞里耳记述）

　　但命运安排乌尔比诺先于他离开人世。他死后的第二天，米开朗基罗就给他的侄子写信，说：

　　“乌尔比诺昨天下午四点离开了我们。他的死让我无比悲痛，我的心犹如刀绞。如果我能同他一起死去反倒会好受些。我太喜欢他了，而他也应该得到我的爱。乌尔比诺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贰、品德高尚的人。他的死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活下去了，让我心绪永难平静。”

　　米开朗基罗的痛苦真是难以言表。三个月后，在他写给万塞里耳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更加流露出他那悲伤的心情：

　　“亲爱的乔治安先生，我的朋友，现在我已无心提笔写信，但为了给你回信，我就简单写几句吧。正如您所知，乌尔比诺去世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比残酷的痛，但同时也是上帝给予我的一大恩泽。我之所以称之为恩泽，是因为他在世时，带给我无限活下去的信心，而他的死，也教会我不必忧心忡忡地害怕死亡，而是要以平静的心企盼着死去。他陪伴我走过二十六个春夏秋冬，我始终认为他是个忠实可靠的人。我带他致富，并指望他能给我养老送终，遗憾的是他走了；现在我别无指望，只能期盼在天国与他团聚。赐予他幸福之死的上帝明显表示出只有天国才是他的归宿。然而对他来说，比死更痛苦的事情，就是把我留在了这个充满欺骗的现实世界，让我独自置身于无尽的烦恼、不安之中。我的大部分已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

　　在极大的悲痛中，米开朗基罗请求他的侄子到罗马来看望他。里昂那多和妻子卡桑德拉对他的悲痛感到惴惴不安，便连忙赶了过来。当他们看到米开朗基罗时，发现他极其虚弱不堪。乌尔比诺临死前，将自己的儿子们托付给他，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就叫“米开朗基罗”，是他的义子。而他也从托孤的这项重任中汲取到了一种新的力量。

　　米开朗基罗还结交了一些特殊的朋友。由于生性执拗的性格，使他总是以一种逆反心理来应对社会上的种种限制，因此他喜欢同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交朋友。这些人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而且不拘小节，与一般人不一样。在他的这些朋友中，有一个叫托波利诺的人，是卡拉雷的石匠。“他曾幻想自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雕塑家，所以他会往每艘载满大理石开往罗马的船上，塞进自己雕刻的三四件小雕像。这令米开朗基罗捧腹大笑。”还有一个朋友，名叫梅尼盖拉，是瓦尔达诺的画家。此人“不时地跑到米开朗基罗那儿，请求他为自己画一张圣洛克或圣安东尼的肖像，然后他自己着色，卖给当地的农民。然而，对于连国王们都难得其画的米开朗基罗来说，他竟会扔下手头的活，按照梅尼盖拉的要求，为他作画。其中有一幅作品可谓是上乘之作——《基督受难图》”。

　　还有一位理发师，也喜欢画画，于是米开朗基罗也为他画了一幅《圣弗朗斯瓦尔受刑图》。他的一个罗马工匠，曾经为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出过力。因为工作时言听计从，按照米开朗基罗的指教，竟然雕出了一尊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美丽的石雕像，因此自认为是一名大雕塑家。还有那个外号拉斯卡，滑稽风趣的金匠皮洛托；懒散的怪诞画家英达科，“他讨厌作画，却很喜欢神侃”，他的口头禅是“只知道干活儿不知道玩乐的人，不配当基督徒”；还有一个特别的人，是那个可笑而无伤大雅的朱丽安诺·布贾尔蒂尼。米开朗基罗对此人非常青睐。

　　“朱丽安诺是个天性善良、无邪无欲、生活简朴的人。米开朗基罗很喜欢他。而这个人的唯一缺点就是太珍爱自己的作品了。当然，在米开朗基罗看来这是件好事，因为他自己就因常常不能自我满足而感到万分痛苦……有一次，奥塔维亚诺·德·梅迪契想让朱丽安诺为他画一张米开朗基罗的肖像。朱丽安诺便开始作画。他让米开朗基罗坐了两小时，其间，朱丽安诺一句话都没有说。突然，他冲着米开朗基罗喊道：‘米开朗基罗，你来看，快起来看呀，你相貌的主要部分都被我抓住了。’于是米开朗基罗站了起来。可当他走到那幅画前，刚看了一眼，就放声大笑，然后对朱丽安诺说：‘你在搞什么名堂啊？你都把我的一只眼睛嵌进太阳穴里去啦，你自己瞧瞧吧。’朱丽安诺一听，特别生气。他反复看着肖像和真人，然后大胆地回答：‘我并没有你说的这种感觉。不过，你坐回去吧，看看有什么能够修改的。’——米开朗基罗很清楚他是怎么回事，便笑着坐在朱丽安诺的对面。朱丽安诺反复看看他又看看画，然后站起身来说：‘你的眼睛就是我画的这个样子，你天生就这样。’米开朗基罗笑着说道：‘好吧，看来都是天生的错。那你继续画吧，别吝惜颜料。’”（据万塞里耳记述）

　　如此宽容，这是米开朗基罗在对待别人时，所没有过的。他之所以把这份宽容施于小人物，也是出于他对这些自以为是、可怜的大艺术家的一种幽默嘲讽，也许这些人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疯癫与狂乱。而其中自然包含着他悲伤的滑稽和嘲弄。

　　三孤独

　　就这样，米开朗基罗同那些卑微的朋友们继续交往着，他们不仅是他工作上的助手，还是他生活上的开心果。同时，他还同另外一些卑微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的家畜——他的母鸡和猫咪。[1553年，当米开朗基罗不在家时，安吉阿利尼便写信告诉他：“公鸡和母鸡大人都生活得很好，猫儿们也不缺少食物，但因为看不到你而有些忧伤。”

　　]

　　尽管如此，米开朗基罗从骨子里还是孤独的，而且越来越厉害。1548年，在他写给侄子的信中，他这样说道：“我总是十分孤独，不与任何人说话。”他不仅逐渐远离人类社会，而且还将自己与人类的利害、需求、快乐、思想都隔离开来。

　　他最后的激情，能够将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维系在一起的力量，也已经熄灭了。1544年和1546年两次重病缠身时，他的一位共产主义者朋友，里乔将他接到被流放的罗伯特·施特洛家中养病，此时的米开朗基罗射放出了最后一道如闪电般的激情。病愈后，他便请施特洛向法国国王发出请求，希望他能履行诺言。他还补充一点：如果弗朗斯瓦尔一世能够令佛罗伦萨恢复自由，那么他愿意自己出资，为他在市政议会广场修建一尊骑马青铜像。1546年，为了感激施特洛能够收留并照顾他，他把两尊《奴隶》雕塑送给了他，后来，施特洛将雕塑转赠给了弗朗斯瓦尔一世。

　　但这仅仅是政治狂热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爆发。1545年，在他与杰罗蒂亚的谈话过程中，多次表达出了与托尔斯泰的斗争无用论和不抵抗主义相似的思想：

　　“敢于杀害某个人是一种轻率疯狂、妄自尊大的行为，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死亡是否可以产生善，而他的生是否阻碍了善的产生。所以，我难以忍受那样的人。他们认为如果不以恶——杀戮——开始，就无法产生善。时代变了，出现了新的情况，欲望也跟着发生变化，人厌倦了……总之，总会有人们所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

　　依旧是那个米开朗基罗，当初还大肆颂扬弑君者，而今却横眉冷对那些想通过行动改变世界的革命者。他十分清楚，自己也曾是这些革命者中的一员，而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此刻谴责的其实正是他自己。就像哈姆雷特，他现在对一切都表示怀疑，他怀疑自己的思想、仇恨，甚至是他以前所相信的所有一切。他背弃了行动。

　　“这个勇敢的人在回答某人的问题时说，”他写道，“‘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是个正直、有良知的人。’这个人所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我在罗马的那些活儿能够像国家政治那样，让我少操点心就好了！”

　　其实，他已经不再憎恨了，而且他无法再憎恨了。因为已为时过晚：

　　“我很不幸，因为期待太久而备感疲惫；我好不幸，达到自己的期望已经太迟！现在，你是否知道？一颗慷慨大度、高傲伟大的心在开始宽恕，在向那些冒犯他的人奉献自己的爱。”

　　在特拉扬广场一带的马塞尔·德·柯尔维街，有一所带有一个小花园的房子是属于米开朗基罗的。他这段时间就住在这里。家里有一名男仆、一个女佣和一些家畜。他同男仆女佣相处得不太融洽。万塞里耳说，“他们都是些马马虎虎、脏兮兮的人”。因此，米开朗基罗常常换仆人，总是痛苦地抱怨他们。[在1550年8月16日，他写给侄子的信中，说道：“我很想雇用一个善良且讲卫生的女仆，可这件事竟那么难，这种人都肮脏、放荡……”

　　]他和贝多芬一样，经常与仆人发生矛盾。在他的笔记中——就像贝多芬的《谈话笔记》，依旧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主仆之间争吵的痕迹。1560年，他将女佣吉罗拉玛辞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啊！如果她从未出现在这里该有多好！”他的卧室很昏暗，就像一座坟墓。“蜘蛛肆虐，蛛网无处不在。”在楼梯中间，他画了一名叫《死神》的画，画中死神的肩上扛着一口棺材。

　　他活得和穷苦人没有区别，吃得少，而且“夜间常常无法入眠，他便爬起来，拿起剪刀继续干活儿。他用硬纸板给自己做了一顶帽子，帽子中间插上一支蜡烛，然后戴在头上，这样一来，他的双手就空了出来，在烛光下做他的工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加孤独了。当罗马沉浸在一片寂静中时，他便隐藏黑夜里，做着自己的工作，这对于他来说反而是一种需要。寂静是他喜欢的，而夜晚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

　　“噢，黑夜，你虽黑暗却是一段恬静的时光，所有的努力都将达到平和。歌颂你的人仍然看得清楚，弄得明白；赞美你的人依旧具备完整的判断。你用剪刀剪断所有疲惫的思想，那份潮湿的阴影和歇息所深入的思想；在梦中，你常常把我从尘世带入天国，而那正是我所向往的地方。噢，死亡的阴影，你能使心灵中的所有敌对、灾难停止；你是痛苦的灵丹妙药；你令我病残的肉体重新获得健康；你将我们的眼泪擦干，消除我们的疲劳；你为世间的好人洗净了仇恨和厌恶。”[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78。

　　]

　　有一天夜晚，万塞里耳来探望这个孤独的老人，只见他正孤零零地待在那所空荡荡的屋子里，面向他那凄切的《哀悼基督》沉思默想。

　　万塞里耳敲了几下门，米开朗基罗闻声站了起来，手执烛台前去开门。走进屋子，万塞里耳提出想要看看他的雕塑，但米开朗基罗竟然把烛台弄到地上熄灭了，不让他看。当助手乌尔比诺跑去找另外一支蜡烛时，米开朗基罗转向万塞里耳，平静地说：“我是个快要死掉的人了，我能感觉到死神经常来拉我的裤腿，想让我同它一起走。或许有一天，我的躯体也会像这个烛台一样，摔落在地，像它一样，渐渐将我的生命之光熄灭。”

　　死亡的念头一直缠绕着他，而且越缠越紧，越来越难以驱除。

　　他告诉万塞里耳：“死神紧紧地缠绕着我心中的每一个念头。”

　　此刻，对他而言，死亡似乎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幸福：

　　“当昔日的种种情景浮现在我眼前时——我常出现这种幻觉，噢，这是个虚假的世界，我清楚地看到人类的谬误和过错。那个相信了你的谄媚和虚妄的快意的人，正在为自己的灵魂备感伤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清楚地知道，你常常许诺的和平与幸福根本并不存在，而且永远不会有。因此，最不受恩宠的人，就是那个在尘世羁留得最久的人，而生命最短暂的人，却很容易回返天国……”（《诗集》32）

　　“拖了数十个年月，才终于到达我的最后时刻。噢，世界，你的欢乐来得太迟太迟。你许诺和平，可你并没有；你应允没有出生便死去的宁静……凭借经验，我要将我明白地说出来：那些生下来便夭折的人才是天国的选民。”（《诗集》34）

　　当米开朗基罗的侄子因为喜添贵子而大肆庆贺时，招到了米开朗基罗的一顿呵斥：

　　“我十分厌恶这种虚伪的排场。当全世界都在哭泣时，我们就不应该在这欢笑。为了这个刚刚诞生的小孩而大肆铺张，是非常不恰当、不懂事的表现。我们应该将欢乐留到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死去的那一天，再宣泄出来。”

　　第二年，当侄子的第二个孩子不幸夭折时，他竟给侄子写了封祝贺信寄了出去。

　　一直被米开朗基罗的狂热和天赋所忽视的大自然，在他晚年时期反而成了他的一个安慰。1556年9月，当西班牙阿尔贝公爵大军威胁罗马城时，他逃出了罗马。在途经斯波莱特时，他暂住在那儿约五个星期。高大的橡树和橄榄树林围绕着他，使他的心田充满了秋日的晴朗。十月末，他被罗马召回，他是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回去的。“我已经将自己的一大半留在了那里，”当他给万塞里耳写信时说，“因为确确实实的平和只存在于树林之中。”[虽然米开朗基罗在乡间住了很长时间，但他一向忽略大自然，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很少体现自然风景。这一点与其他艺术家截然不同，而他当时也瞧不起所谓的弗朗德勒风景画。

　　]

　　回到罗马，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老者为自己的那段田园生活，创作了一首优美的诗。他将甜美的田园、乡间生活与城市的谎言作对比。这虽然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篇诗作，却充满了青春的朝气。[这首诗是一首未完成的长诗，诗的开头这样写道：“看那勇敢的山羊登上了悬崖，有时在这里吃草，有时在那里吃草，真是悠然自得。”

　　]

　　然而，置身于大自然中的米开朗基罗，仿佛在艺术中，在爱情中一样，他所寻找的依旧是神，他每天都在靠近上帝。他一向是虔诚的信徒，虽说他不受教士、僧侣、善男信女们的欺骗与作弄，而且一有机会就会狠狠地嘲讽他们，但他对信仰却从未有过怀疑。在他父亲及弟弟们患病或者死去时，他最先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圣事问题。对于祈祷，米开朗基罗是绝对相信的；“他视祈祷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药物”；他把自己的所有幸运，以及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祸全都归功于祈祷。孤独时，他会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崇拜狂热。而他的这种狂热，曾因一个偶然为我们留下了些许回忆：当时有一篇报道，为我们描述了西斯廷这位英雄的陶醉沉迷的面相。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便独自在罗马家中的花园里祈祷，痛苦的眼神似乎哀求着满是星斗的苍穹。

　　有人认为米开朗基罗在以一种十分淡漠的情感来对待圣贤们与圣母，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将人生中的最后二十年都用在建造圣彼得大教堂的工作上，而且他最后一件作品——因其亡故而未完成的圣彼得的雕像，所以把他视作新教徒，那简直是在开玩笑。我们不可能忘记他曾多次要到远处朝圣：1545年，他想去朝拜科姆波斯泰雷的圣雅克，1556年，他又计划着要去朝拜洛雷泰，而且他还是圣·让一帕蒂斯坦兄弟会的成员。但是，就像所有伟大的基督徒一样，他的生死都与基督同在，这是毋庸置疑的。1512年，在他写给父亲的信中，说道：“我与基督一同过着清贫的日子。”就在他临终前，他还请求人家允许他回忆基督的苦难。自从和维多丽亚·科洛娜成为挚友后，尤其是在科洛娜去世之后，他的这种信仰变得更加强烈。在他将自己的艺术几乎完全奉献给基督，并用于颂扬基督的苦难时，他的诗作也被笼罩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他丢弃了艺术，反而躲进了受难的基督张开着的巨臂之中：

　　“我卑微的生命，漂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由一叶残破的小舟乘载着，渡到了共同的港口。人们纷纷在此登陆，并汇报说明自己所有的虔敬与亵渎的作品。致使我将艺术看作是偶像，是君王所固有的那份激烈的幻想。今天看来，我发现它是多么错误的啊。而且，我清楚地看到，原来人们追求着的东西终归是苦难。爱情的思念、虚无的快乐念头，当我此刻已临近死亡时，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令我确信无疑，另一个却威胁着我。无论绘画还是雕刻，我都能平复心境，我的心灵已经转向那份矗立于十字架上，向我们张开双臂，欲搂抱我们的神圣的爱了。”（《诗集》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