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可与罗伊谈话的情形，还有我前天产生的感想，以及那种萦绕在尚未年老的人们心头的对旧日的怀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天进到我的房间时，这一怀旧的情绪变得比平时越发强烈了），一起诱引着我的思绪沿着回忆的路径徜徉。那就好像是以往不同时期在我寓所住过的人们都拥到了我面前，他们操着过时的举止，穿着古怪的衣装，男人都留着羊排络腮胡，身着长礼服，女人则穿着带衬垫和有荷叶边的裙子。我不知道是我的想象呢，还是我真的听到了伦敦市井的喧闹声（我住的房子在半月街的尽头）。这种市井声和六月天阳光明媚的美好天气（今天何其美丽、贞洁和充满活力）[1]，使我的遐想平添了一种强烈却并不怎么痛苦的情愫。我眼前的往事似乎失去了其真实性，它在我的眼中就好像一出正在台上演出的戏剧，我则是坐在楼上最后一排黑暗里的一个观众。戏中的场景我都看得十分清楚。那并不像你我所过的生活，由于各种印象的接踵而来，显得轮廓不清，而是像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位精心创作的艺术家所画的一幅栩栩如生的风景油画。

　　我以为现在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有趣得多，我觉得现在的人变得更和蔼了。过去的人也许更值得尊重，秉有操守厚德，因为我听人们说他们有着更渊博的知识；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我只知道过去的人脾气很坏，他们吃得太多，不少的人酗酒成性，很少进行身体锻炼。他们的肝脏都有毛病，导致他们的消化系统不良。他们都性情急躁。我这里所指的不包括伦敦人（我小时候对伦敦一无所知），也不包括打猎射击的达官贵人，我所说的是乡下的人们，城镇里的平民，鲜有家资的绅士、牧师、退役军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组成当地社会的人。他们过着乏味的生活，沉闷得令人难以置信。没有高尔夫球场，在个别住家的附近，或许会有一个条件很差的网球场，那也只是年纪很轻的人们偶尔玩玩，镇上的大会场每年只举行一次舞会，有马车的人家下午乘着车出去兜兜风，其他的人只好做“健身散步”！你可以说，他们从未希冀过他们脑子里压根儿就不知道的娱乐活动，他们彼此偶尔举行一些聚会，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往往是茶会，要求你带上乐谱，唱一些莫德·瓦莱里·怀特[1]和托斯蒂[2]的歌曲）；日子总是显得很漫长，让人难以打发。注定要住在一英里之内的邻居们相互间不断地发生激烈的争吵，他们天天在镇上见面，可二十年来却谁也不理谁。他们爱慕虚荣、思想顽固、行为古怪。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或许就容易产生性格古怪的人；那时的人们不像现在这样彼此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各自凭着自己的怪癖，获得了一些小小的名声，可彼此却很难合得来。或许是我们现在的人率性，不那么较真，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旧日的成见，所以能够互相包容对方；也许，我们态度粗鲁、随意，但却友好；我们并不乖戾，更乐于相互谅解。

　　小时候，我跟叔叔和婶婶住在肯特郡的一个靠海的小镇边上。这个镇子叫作布莱克斯特伯尔，我的叔叔是那里的教区牧师。我婶婶是德国人。她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出嫁时她带过来的唯一嫁妆就是她的某个祖先在十七世纪制作的一张细木镶嵌书桌和一套平底玻璃酒杯。在我到了他们家时，这酒杯已经所剩无几，都被放在客厅里做了装饰品。我很喜欢那些密集地刻在酒杯上的很美观的盾形纹章，我也不知道它们数量有多少，我婶婶过去经常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那些纹章。纹章中站立一旁扶持着盾牌的人和兽都镌刻得很精致，那王冠上的顶饰特别富于浪漫色彩。我婶婶是个非常单纯的女人，性情温和、善良。虽然嫁给一个除了薪俸很少有其他收入的教区牧师已经三十多年了，她仍然没有忘记自己高贵的贵族出身。有一次，一个在当时金融界颇有名气又非常富有的伦敦银行家来这里度夏，租下了一所邻居的房子，尽管我叔叔去访问了他（我猜想，主要是为新助理牧师协会募集捐款），但是婶婶却因为他是个生意人始终没有去造访他。镇上没有人觉得她势利。大家都认为她的态度完全合情合理。那个银行家有个儿子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忘了我是怎么跟他好上的。我仍然记得在我问叔叔婶婶我能不能带他到家中来玩时，他们俩为此进行了讨论；最后勉强同意了我可以领他到家中来玩，但不允许我去他们家。我婶婶说若这次同意了，接下来我就该要去煤贩子家中去玩了，叔叔说：

　　“不良的交友会叫你染上恶习。”

　　那位银行家在每个星期六的早晨都会去教堂，他总要给放善款的盘子里丢进半个英镑。不过，如果他以为他的慷慨能给人们留下个好印象，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所有布莱克斯特伯尔的人都知道他在捐助，可他们认为他这是在炫富。

　　布莱克斯特伯尔有一条长长的蜿蜒的街道，一直通向海边，沿街多是两层楼的房子，有许多是住宅，也有不少商铺；从这条街道上岔出一些新近修建的距离不长的马路，一头通向乡下，另一头通向沼泽。港口周围有许多狭窄、弯曲的小巷子。一有运煤船从纽卡斯尔[1]来到布莱克斯特伯尔，港口就充满了生气。在我长大到能单独出来走动时，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在这里游逛，看着那些穿着紧身套衫、性格粗犷、满身煤屑的工人们把煤从船上卸下来。

　　正是在布莱克斯特伯尔我第一次遇见了爱德华·德利菲尔德。那时候我十五岁，学校放了暑假，我刚回到叔叔家里。回来的第二天早晨，我拎着毛巾和游泳裤，去往海边。天空万里无云，灿烂的太阳把空气照得热烘烘的，不过，当有北海波涛吹送来的清凉之气也融入进来时，单是生活在这里，呼吸这空气，都会令人陶醉，令人心旷神怡。冬天到来时，布莱克斯特伯尔的当地人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都是脚步匆匆，缩着身子和脖子，尽量让那凛冽的东风少点儿吹进自己的体内，但是现在人们都在外面闲逛；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肯特公爵和熊与钥匙两家客店之间的空地上。你能听到他们那种东盎格鲁方言说话的嗡嗡声，拖着很长的音调，口音可能不太好听，可因为从小听惯了，仍然觉得它有一种恬适悠闲的韵味。这些当地人肤色健康，有着蓝蓝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头发的颜色较浅。他们看上去真挚、坦诚。我觉得他们也许并不是特别的聪明，但却忠厚、没有心计。他们身体健康，虽然个子不高，却强壮有力、行动敏捷。那个时候，布莱克斯特伯尔还很少有汽车，当人们站在路边闲聊时，除了给大夫的双座马车或是面包店老板的双轮轻便马车让路外，便很少有别的车辆通过了。

　　经过银行时，我进去跟那里的经理打招呼，因为他也是我叔叔教区的教区委员，出来时碰上了我叔叔的助理牧师。他停下来跟我握手时，身边站着一个陌生人。助理牧师并没有把我介绍给那个人。只见那人身材瘦小，留着胡子，穿着挺花哨，裤子和上衣都是鲜艳的棕色灯笼衣料，裤腿很紧，下面是深蓝色的长筒袜、黑皮靴，头戴一顶圆顶硬礼帽。灯笼裤这种服饰那时还很少见，至少在布莱克斯特伯尔是这样。当时因为年纪小，又刚从学校回来，我立刻就把他看作了一个缺少教养的下等人。可在我跟助理牧师闲谈时，他却十分友好地望着我，浅蓝色的眼睛里流露着笑意。我觉得他巴不得马上就加入我们的谈话，于是我摆出一副冷峻傲慢的样子。我不想冒险，让这样一个穿着灯笼裤像猎场看守人的家伙跟我搭话，我厌恶他那种想要跟我亲近、对我示好的表情。我当时的穿着无可挑剔，下身是白法兰绒长裤，上身是胸前口袋上印有校徽的蓝法兰绒运动衣，头上戴着一顶黑白相间的宽边草帽。后来，助理牧师说他非得走了（真谢谢他这么说，因为在街上碰见熟人时，我从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碰面，苦于找不到走开的机会，我只好忍受着这偶遇的窘困和尴尬），不过，他又说下午他会来牧师公馆，让我告诉我叔叔一声。在我们告别时，那个陌生人朝我笑着点了点头，我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以为他是来这里度夏的游客，在布莱克斯特伯尔我们不和这些夏日的游客们交往。我们都认为伦敦人很庸俗。大家说每年夏天这些市井无赖都从京城跑到这里来，真的让人讨厌，但对布莱克斯特伯尔的生意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不过，即便是他们在看到九月行将结束、布莱克斯特伯尔又要回到往日的平静时，也会宽慰地舒上一口气。

　　在我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干透，仍阴湿地贴在额头上，我告诉了叔叔，在去的路上我碰见了助理牧师，他说他下午要过来一趟。

　　“谢泼德老太太昨晚去世了。”我叔叔解释说。

　　我叔叔的助理牧师姓盖洛韦，瘦高挑个子，一头黑发乱蓬蓬地顶在脑袋上，模样儿也不好看，一张小脸显得黑黄黑黄的。他应该还很年轻，可是在我看他似乎像是个中年人了。他说话很快，而且说话时爱打手势。这种习惯让大家都觉得他很古怪，要不是因为他精力充沛、吃苦耐劳，我叔叔可能早就不用他了，我叔叔这人特别懒，很乐意有个人能够替他分担掉许多的工作。在来到牧师公馆跟我叔叔谈完事情后，盖洛韦先生来到我婶婶这里问候，婶婶留下他请他喝茶。

　　“今天早晨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在盖洛韦坐下后我问他。

　　“哦，是爱德华·德利菲尔德。我没有给你介绍，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叔叔是否愿意让你认识他。”

　　“我想，我是不会赞同的。”我叔叔说。

　　“哦，他是谁？他是咱们布莱克斯特伯尔镇上的人吗？”

　　“他是出生在这个教区，”我叔叔说，“他父亲是老沃尔夫小姐庄园弗恩大宅的管家。不过，他们都不是国教徒。”

　　“他娶了一个布莱克斯特伯尔的姑娘。”盖洛韦先生说。

　　“大概还是在教堂结的婚吧，”我婶婶说，“她从前真的是铁路徽章酒店的女招待吗？”

　　“从她的言谈举止看，倒像是干过那一行的。”盖洛韦先生笑着说。

　　“他们是打算长期住下来吗？”

　　“我想是的。他们已经租下了一幢房子，就在公理会教堂所在的那条街上。”助理牧师说。

　　那个时候的布莱克斯特伯尔，尽管新修的街道都起了名儿，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要不就是不习惯叫它们。

　　“他会来教堂吗？”我叔叔问。

　　“我还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盖洛韦先生说，“你知道，他是个受过不少教育的人。”

　　“对这一点，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叔叔说。

　　“我听说，他上过哈佛沙姆学校，在那里获得过不少的奖学金和奖章。后来，他在瓦德哈姆获得了一份继续深造的奖学金，结果他却出海去了。”

　　“我听说他是个冒冒失失的家伙。”叔叔说。

　　“他看上去不太像当过水手。”我说。

　　“噢，许多年前他就不干这行了。自那以后，他做过各种各样的活计。”

　　“什么也做过，什么也不精。”我叔叔说。

　　“现在，他是一个作家。”

　　“就这一行，他也干不长久。”

　　我还从未结识过一个作家，我突然来了兴趣。

　　“他写什么？”我问，“是书吗？”

　　“我想是的，”助理牧师说，“当然啦，也写文章。去年春天，他出版过一部小说。他还答应借给我看呢！”

　　“我要是你，就不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书上面。”我叔叔说，除了《泰晤士报》和《卫报》，我叔叔再没读过其他东西。

　　“他那本小说叫什么？”我问。

　　“他告诉了我名字，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反正你也完全没有必要知道，”我叔叔说，“我非常反对你读小说，它们都毫无价值可言。在假期里，你最好是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而且，我想你大概也有暑期作业吧？”

　　我确实有作业。那就是阅读《艾凡赫》[1]。这本书我在十岁的时候就读过了，想到还要再读一遍，而且还得写感想，心里就腻烦。

　　考虑到爱德华·德利菲尔德后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一想起我们当时在叔叔的饭桌上是如何说人家的，就不免觉得好笑。在前不久他去世时，那些崇拜他的人纷纷要求把他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2]，而布莱克斯特伯尔现任的教区牧师（在我叔叔之后，教区牧师已换过两届）则写信给《每日邮报》，指出德利菲尔德出生在他那个教区，不仅是早年，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都生活在布莱克斯特伯尔，他的好几本最有名的小说的背景也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只有将他的尸骨安葬在布莱克斯特伯尔的教堂墓地里才最为合适，他的父母就是安息在肯特郡的这些榆树底下。后来，不知怎么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教长断然拒绝了把德利菲尔德葬在大教堂，为此，德利菲尔德太太给报社写了一封颇有尊严的信，在信中她坚信把自己的丈夫安葬在他最为熟悉、最为热爱的平凡的人们中间，是在实现死者生前最大的愿望。只有这时，布莱克斯特伯尔的人才松了口气。然而，如果迄今为止布莱克斯特伯尔人的观念还没有大的改变的话，我相信布莱克斯特伯尔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喜欢“平凡的人”这个表达，而且，我事后也了解到他们从来都不能够容忍这第二位德利菲尔德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