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当有人给你打电话，你不在，他留言说有重要的事找你，要你一回来就给他打电话时，他说的事一定是对他而不是对你重要。如果是送礼物给你，或是为你办事，大多数人都能够沉得住气，不会那么急切的。所以，在回到寓所时间还早、在更衣吃晚饭前我坐下来喝茶、抽烟、读报纸的当儿，我的女房东费洛斯小姐告诉我阿尔罗伊·基尔先生打来电话，请我立刻给他回个电话，我觉得我完全不必把他的请求放在心上。

　　“来电话的是那个作家吗？”她问我。

　　“是的。”

　　她朝电话机那边亲切地望了一眼。

　　“需要我帮你接通他的电话吗？”

　　“谢谢你，不用了。”

　　“要是他再来电话，我怎么说？”

　　“请他留个口信。”

　　“好的，先生。”

　　她噘起了嘴唇，拿起空水瓶，环视了一下屋子看看整洁了没有，随后步出了房间。费洛斯小姐特别爱看小说。我想她一定读过了罗伊所写的全部作品。她对我这一怠慢态度的不赞许表明她很喜欢罗伊的小说。在我下午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看到餐具柜上有一张费洛斯小姐用清晰有力的字体写的便条：

　　基尔先生今天来过两次电话。问你明天能跟他一起吃午饭吗？如果明天不行，那么你觉得哪天合适呢？

　　我扬了扬眉，感到了些许的诧异。我有三个月没有见过罗伊了，而且上次还是在一个聚会上，见面只说了几分钟的话；他表现得十分友好，他待人总是这样的；分手时，他还为我们难得见面表示了由衷的遗憾。

　　“伦敦的生活太忙碌了，”他说，“你总是抽不出时间，见见自己想见的人。我们下周的哪一天一起吃顿饭好吗？”

　　“好啊！”我回答说。

　　“等我回家看了我的记事簿，就给你打电话。”

　　“行。”

　　我认识罗伊二十年了，当然知道在他背心左上方的口袋里，就装着那个上面记着他所有约会的小本子；因此，当下周再没有听到来自他那方面的任何消息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眼下，我更是无法说服自己相信，他这样急切地想要见我，只是为了跟我叙叙朋友间的情谊。在我睡前抽着烟斗的当儿，我脑子里翻腾着罗伊想要让我与他共进午餐的种种原因。也许是他的一个崇拜者死缠着他，要他把我介绍给她认识，或者是从美国来的一位编辑在伦敦待几天，希望罗伊安排我和他取得联系；可是，我又不能这样小视我的这位老朋友，认为他连这样一个局面也应付不了。何况，他已经说了让我来定日子，这样就几乎排除了他想让我见别的人的可能。

　　没有哪个小说家比罗伊对一个广受人们爱戴赞誉的同行表现得更加坦诚和热情了，可对那些失意了的、懒散的或是被别人的成功掩翳了名声的同行，谁也比不上罗伊那样，马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冷淡。作家都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眼下我还没有受到大众的青睐。显然，我可以找到各种的理由拒绝了罗伊而不至于得罪他，尽管他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我知道，假如他任由着他的性子要见我，我只要直截了当地说声“滚开”，他也就不会坚持了；可是，我的好奇心却在怂恿着我。而且，我和罗伊有着深厚的朋友情谊。

　　我满怀钦佩地看着罗伊在文学界的崛起。他的作家生涯可为任何一个追求文学事业的年轻人树立起很好的榜样。我觉得，在当代作家中间没有哪一个人像罗伊那样，凭着不多的才能却在文学界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好比聪明人每天服用比迈可斯[1]，他的用量可能早已增加到满满的一大汤匙了。罗伊当然清楚他有多大的能耐，因此以他的这点儿才能竟然已经写出了三十部作品，有时候让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托马斯·卡莱尔[2]在一次宴会后的演说中说：“天才就是一种不竭的刻苦努力的能力。”我不禁猜想在罗伊头一次读到卡莱尔的这段话时，他一定得到了某种启示，而且仔细琢磨过这句话了。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一定在暗自告诉自己，他也一定能和别人一样成为一个天才；后来，当一家妇女刊物的书评撰稿人在给他的一部小说写评论时激动地使用了“天才”一词时（近年来，批评家们常常爱用这个词），他一定像一个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猜出一个复杂的字谜一样，得意地、长长地舒了口气。看到他多年来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的人都不会否认，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天才了。

　　在他事业的开始阶段，罗伊便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一位文职官员，在**当了多年的长官后出任了牙买加总督，最后从那里辞官回国。如果你打开《名人录》，在字排得很密的书页中寻找阿尔罗伊·基尔这个名字，你会看到这样的条目：圣米迦勒和圣乔治高级勋位爵士，皇家维多利亚勋章高级爵士雷蒙德·基尔爵士的独生子，母亲艾米莉为已故印度军队陆军少将珀西·坎珀唐最小的女儿。罗伊早年在温切斯特和牛津大学读书。他是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的主席，如果不是当时不幸得了麻疹，他很可能成为大学里的划船运动员。他的学习成绩虽说不上十分优秀，也可谓优良，他离开学校时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的债务。罗伊甚至还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从没想着要去乱花钱，他的确是个孝顺的孩子。他知道父母供他上这么名贵的学校，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花了不少的钱。他的父亲退休以后住在格洛斯特郡斯特劳德附近的一幢并不豪华却也不错的房子里，有时候他会去到伦敦，参加一些与他过去管理过的殖民地有关的官方宴会，每有这种机会他就总要顺便去文艺协会看看，因为他也是该协会的成员。正是通过这个协会里的一位老朋友，他才使他的儿子从牛津学成归来时便当上一个勋爵独生子的指导教师。这使罗伊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熟悉了上层社会。有的作家仅仅是通过那些附有画页的报刊去研究上流社会，因而在描述中往往出现败笔。而在罗伊的作品中，你绝不会发现有这种问题。他确切地知道公爵之间是如何交谈的，知道一位下议院议员、律师、赛马赌注登记人和男仆各应该如何跟一位勋爵说话。在其早期小说中，他对总督、大使、首相、皇亲国戚和贵族妇女的描写便显得游刃有余，很是精彩迷人。他友好而不盛气凌人，亲切而不冒昧失礼。他并没有让你忘记他们高贵的地位，愿意让你分享他的一种令人慰藉的情愫，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由于时尚的改变，贵族的生活已不再是严肃小说的适当主题，罗伊作为一个对时代趋势总是相当敏感的作家，在其后来的小说中，让自己专注于描写律师、特许会计师和农产品经纪人的精神冲突，对于这一点，我总是为罗伊感到遗憾。他在刻画这些阶层的人物时少了他早期小说中的那种从容自信。

　　我最初认识罗伊，是在他刚辞掉指导教师的职务专事于文学创作的当儿，那时的他是个潇洒、身材挺拔的年轻人，不穿鞋身高六英尺，像是一个运动员，宽宽的肩膀，一副自信的神态。他长得并不漂亮，可却有一股阳刚之气，他有一双蓝蓝的坦诚的大眼睛和一头卷曲的、浅棕色的头发；他的鼻子很短却很宽，他的下颚方方的，有棱角。他看上去整洁、诚实和健康，具有运动员的某些品质。读过他早期小说中有关携犬打猎之描述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些生动准确的描写全是出自他的经历和体验；直到最近，他时不时地还会离开书桌，打上一天的猎。他出版第一部小说的时候正是文人们为了显示他们的男子汉气魄喝啤酒、打板球的时期。在一些年里，只要文学界里有板球比赛，几乎总有他的名字出现在上面。我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让这一流派的作家失去了他们的锋芒，他们的作品被世人冷落了，尽管他们仍是板球队员，他们却很难找到刊登他们文章的地方了。许多年前罗伊就放弃了打板球，转而养成了品红酒的习惯。

　　对于他的第一部小说，罗伊表现得十分谦虚。这部小说篇幅不长，结构布局都很紧凑，就像他后来创作的所有作品一样，格调品位无可挑剔。他把这部作品寄给了当时所有的重要作家，并附有一份措辞动听的信，在信中他告诉对方，他是多么欣赏他的作品，在学习这些作品的过程当中，他获得了多么大的教益，尽管他与对方相去甚远，却仍然热切地希望追寻着对方开辟的道路前进。他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作为刚刚步入文学界的一个年轻人为他一直以来非常仰慕的文学大师献上的礼物。他完全清楚，请工作如此繁忙的一位大师在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儿的作品上浪费时间，实在是有些冒昧妄为，但他还是满怀歉意恳请对方给予批评和指导。给他的回信很少有搪塞敷衍的。那些收到他信件的作家们听到他的赞美之词，心里美滋滋的，都给他回了长长的信。有的还为他的这本书写了评论，不少的人请他吃了饭。他们都对他的坦诚和他对文学表现出的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向他们请教，态度之谦恭令人感动，他真心诚意地表示要遵照他们的教导去做，那份真诚令人难忘。这些大作家们都觉得这是一位值得他们费点劲去点拨一下的年轻人。

　　他的这部小说获得了不小的成功。这让他在文学界里交了不少的朋友，没有多久，不管你是去到布鲁姆斯伯里、坎普登山，还是威斯敏斯特[1]去参加茶会，都会见到他的身影，看到他不是在给客人们递送黄油面包，就是为一位年长的女士添茶倒水，免得她拿着空杯子在那里局促不安。他那么年轻，那么率真，那么欢快，听见大家讲的笑话，总是笑得那么开心，他将这么多的优点集于一身，谁都不由得会去喜欢他。他参加各种聚餐会，跟文人、年轻律师以及穿利伯蒂绸衣、戴串珠的女士在维多利亚街或是霍尔本街饭店的地下室里，吃着三先令六便士一份的饭菜，讨论着文学和艺术。不久，人们便发现他还具有很好的餐后演讲的才能。他的言谈举止招人喜爱，以至他的同事、他的对手以及他的同代人甚至原谅了他属绅士阶层的这一事实。他对他们尚显稚嫩的作品慷慨地加以褒扬，当他们把手稿送来请他批评指正时，他从不去挑剔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认为他不仅是个好人，还是位公允的批评家。

　　罗伊写出了第二部小说。为这部作品他花费了不少的心血，也从前辈作家的建议里获益匪浅。他事先与报社的编辑打好了招呼，他请德高望重的作家们写的评论当然会顺利地见报，这些评论自然也都是溢美之词。他的第二部小说是成功的，但还不足以成功到能引起他的竞争对手们的忌妒。实际上，倒是证实了他们的一个看法：他绝对写不出什么传世之作。他是个快快乐乐、心底坦荡的年轻人；不会搞拉帮结派之类的事情；对一个才干不是那么杰出、不会构成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人，他们当然乐于提携一下。在他们反思他们所犯下的这一错误时，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懊恼、无奈地苦笑。

　　当人们说他会变得头脑发热、自负起来时，他们错了。谦虚是罗伊身上的一个最为可爱的品质，这一品质在他年轻时就具备了，而且从未丢弃过。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会告诉你，“在我拿自己跟那些文学巨匠们相比时，我简直就不存在了。以前我常常想，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写出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不过，我早就不再抱有这样的希望了。人们只要评价我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够了。我的确是在勤奋地工作。我决不让自己的作品中有什么草率疏忽的地方。我认为我能把一个故事讲得很生动，我创作出的人物也显得真实可信。说到底，布丁味道的好坏，一尝便能知道。我的《针眼》在英国销售了三万五千册，在美国售出八万册，至于下一部小说的连载版权，我所得到的稿酬是我迄今为止最多的一笔。”

　　直到现在，他仍然写信给那些为他的作品写了文章的评论家们，感谢他们对作品的夸赞，请他们和他一起吃饭，如果不是谦虚，还会是什么美德促使他这么做呢？不，这还远远不够呢：当有人写了辛辣的批评文字，罗伊（尤其是他现在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不得不忍受这些恶毒的诽谤时，他并不像我们大多人那样只是耸耸肩膀，心里对那些不喜欢我们作品的无赖骂上几句，随后便忘掉了此事；罗伊会给批评他的人写上一封长信，告诉对方尽管他认为自己的书不好令他有些遗憾，可是就他的评论本身而言还是写得蛮生动、蛮有趣的，如果他可以再冒昧地加上一句的话，那篇文章可以说是表现出作者极高的批评眼光和极佳的文字修养，因而感到非给他写这封信不可。没有谁比他（罗伊）更渴望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希望自己能够活到老，学到老。他并不想叨扰别人，可若是对方在星期三或是星期五有时间的话，愿不愿意跟他在萨伏伊饭店一起吃顿午饭，顺便谈谈他之所以认为这部作品不好的确切理由呢？谁都不像罗伊那样能点上一桌丰盛的午餐，一般来说，在对方吃下五六只牡蛎和一块小羊的里脊肉之后，他把他要说的话也就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随后就会出现一个富于诗意的变化：待罗伊的下一部小说出版后，这位评论家便会说这部新作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个人一生中所不得不应对的一个难题是，对他一度曾亲密相处过而其重要性已不复存在的人们，该如何对待。如果双方的社会地位都很一般，这种分开便再自然不过了，双方之间不会心存芥蒂，但如果其中的一方有了名望，情形就比较尴尬了。他交结了许多新朋友，可那边的老朋友还是不依不饶；他忙得不可开交，可他们觉得对他的时间他们拥有优先占有权。如果他不唯命是听，他们就会长吁短叹，并且耸耸肩膀说：

　　“哦，我看出来了，你和别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既然你现在是成功人士了，我看现在就是你甩掉我们的时候了。”

　　要是他（泛指）有勇气，他当然巴不得这么去做了。在多数情况下，他却并没有这样的勇气。他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在星期天傍晚吃晚饭的邀请。冷冻的烤牛肉来自澳大利亚，在中午的时候刚刚烤得过了火；还有勃艮第红酒——哎，干吗要叫它勃艮第呢？难道他们没有去过博恩[1]，在那里的邮政饭店待过吗？当然啦，谈谈过去在一个阁楼上同啃一块干面包片的时光，也不无快乐，可是当你想到你们现在一起坐着吃饭的餐厅多么像是一间阁楼时，你便有点儿不自在了。在你的朋友告诉你，他的书卖不出去，他写的短篇没有地方发表，你更是有点儿坐不住了；剧团经理对他写的剧本连看也不想看一眼，在他拿他的剧本跟有些上演的剧本进行比较时（这个时候他在拿责备的眼神盯着你），你更是觉得有点儿受不了了。你感到很难堪，把话题转向了别处。你夸大你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想让他认识到生活对你也很艰难。你尽量贬抑你的作品，把它们说得多么的不好，谁知你却有点儿惊讶地发现，请你吃饭的朋友对你的作品持有与你同样的看法。你提到读者大众的变化无常，好让他联想到你的名声也不可能持久，或许从这中间他能得到一些慰藉。然而，他却是个不依不饶的严厉的批评家。

　　“你最近出版的这部作品，我还没有读过，”他说，“不过，我看了它前面的那一本。书名我一下记不起来了。”

　　你告诉了他。

　　“对你的这本书，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它不如你以前写的作品。当然啦，你知道我喜欢的是哪一部。”

　　你在别人那里也受到过这样的批评，所以你赶紧把你写的第一部小说的名字告诉了他：那时你还年轻，才二十岁，小说写得粗糙、不含蓄，你的稚嫩和幼稚表现在书中的每一页上。

　　“你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作品了。”他由衷地说，他使你觉得从最初那次你侥幸地获得成功后，你就一直走着下坡路了，“我总认为你从未能把你最初显露的才华充分地展现出来。”

　　煤气取暖器烤得你的两只脚直出汗，可是你的手却是冰凉。你偷偷地看着你腕上的手表，你在想如果你在十点钟就起身离开，你的老朋友会不会生气。你早先告诉了你的司机等在街道的拐角处，免得停在饭店门前，让你的朋友觉得你是在用你的阔绰来取笑他的贫穷，可是到了门口，他却说：

　　“到了这条街的顶头，就有公共汽车站。我陪你走过去吧！”

　　你一时有点儿手足无措，只好承认自己有辆轿车停在那边。他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会让你的司机等在拐角那里。你敷衍说这是司机的一个怪癖。当你们一起走到你的汽车那儿时，你的朋友却用一种傲慢且带着宽容的眼神看着你的车。你有些局促不安地邀请他哪一天跟你一起吃饭。你还答应写信给他，在你回去的路上你心里想，如果请他去克里奇饭店他会不会认为你在显摆，而要是到索霍吃饭，他会不会又觉得你小气呢？

　　阿尔罗伊·基尔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难堪。他从别人身上得到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后，便把他们抛弃了，这话听上去有些粗俗，但是要把事情说得婉转一些太费时间，而且还需要把暗示、中性的语调、委婉的影射等做巧妙的安排，而实际上事实还是如此，我看倒不如直截了当说出来的好。我们大多数的人在对别人做了什么亏心事后，总会对那个人心存怨恨，可罗伊的心却能放得宽宽的，他从不允许他自己的心胸这么狭隘。他可以在很不体面地对待了一个人以后，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

　　“可怜的老史密斯，”他会这么说，“他人很好，我非常喜欢他。可惜他的境况和情绪都变得日益糟糕。我希望能为他做点儿什么，可我有好多年没见着他了。硬撑着要保持以往的情谊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事实上是一个人总在不断地成长超越出他以前的环境和朋友，唯一可取的做法就是面对事实。”

　　然而，如果在皇家艺术院的绘画预展之类的场合偶尔碰到史密斯，谁都不会像他那样显得友好。他会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告诉他见到他，自己有多么高兴。他的脸上放着光彩，他流露出的美好情谊，就像温暖的太阳放射出的光辉。史密斯对他这种兴高采烈的表现很是开心，而阿尔罗伊这时又很是钦佩地告诉他，如果他能写出一部有史密斯刚出版的那部书一半好的作品，他就烧高香了。可是，如果罗伊觉得史密斯并没有看到自己，他就会把眼睛转向一边；但是，史密斯却偏偏看见了他，他对自己受到的冷遇很是不满。史密斯会刻薄地说，以前罗伊跟他好到在一家寒碜的饭店里同吃一块牛排，和他在圣艾芙斯[1]一个渔民的小屋里一起度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史密斯说罗伊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他说他就是个势利小人，就是个骗子。

　　可在最后一点上，史密斯是错了。阿尔罗伊·基尔身上的一个最为光彩照人的优点就是他的真诚。一个人不可能欺骗二十五年而不被人发觉。虚伪是一个人最难追求、最为费神的恶习；它需要你随时保持着警觉，不能有片刻分心的时候。它不像通奸或是品尝美食，有点儿时间就够了；它是一件全天候的工作。而且，还需要一点儿玩世不恭的幽默；尽管罗伊这个人是笑口常开，可我从不认为他有较强的幽默感，而且，我确信他也没有冷嘲热讽的才能。虽然我很少读完过他的小说，可却也翻过他的不少作品。我觉得在那些厚厚卷帙的每一页上，都烙印着作者的真诚。这显然是他持续走红的最主要的原因。罗伊总是真诚地相信着人们当下所相信的一切。当他在创作关于贵族阶层的小说时，他真诚地认为它的成员都是骄奢淫逸、放浪形骸的，然而，在他们身上同时有着一种高贵的品质和治理英国的天生的才干；当后来在他写中产阶级时，他又真诚地相信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他小说中的坏人总是那么邪恶，他笔下的英雄总是那么英勇无畏，他笔下的少女总是那么纯洁无瑕。

　　罗伊邀请赞扬他的评论家吃饭，是因为他诚挚地感谢作者为他做出的好评；他邀请批评他的作者吃饭，是因为他真心想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一些他素不相识的崇拜者们从得克萨斯州或从澳大利亚的西部来到伦敦后，他领着他们去国家美术馆参观，这不仅是要给他的读者以艺术的熏陶，也是因为他特别渴望了解他们对艺术的反应。你只要听听他的演讲，你就能领教到他的忠诚了。

　　他穿一身让人艳羡的晚礼服，或是根据场合的需要，穿着洗旧的款式很好的宽松便服，站在讲台上，他面对听众的表情既严肃又坦诚，还有一种动人的谦逊神情，这会让你不由得想到他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这件工作中去了。虽然他有时会停下来，似乎在找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可实际上他只是为了在说出它的时候更具有强调的效果。他嗓音洪亮、音调铿锵。他很会讲故事。他从来也不会令你感到乏味。他喜欢谈论英美的年轻作家们，他热情地向听众讲解他们的优点，足以见出他的豁达和大度。不过，或许他讲得有点儿太多了，因为当你听完他的演讲时，你会觉得关于这些作家你真的已经了解了你想要知道的一切，再无须去阅读他们的作品。我想这大概就是罗伊在外地的某个城镇演讲完后，他所提到的作家的书连一本也卖不出去的原因，可他自己的作品呢，却始终畅销。他的精力十分充沛。他不仅多次成功地到美国巡回演讲，而且在英国各地讲学。再小的俱乐部，再不起眼儿的（想要提高其自身修养的）协会，罗伊也不会嫌弃，也会花上个把小时去做一次演讲。他不时地修改他的演讲稿，把它们编成好看的小册子出版。对这类讲稿感兴趣的人大都至少读过了《现代小说家》《俄罗斯小说》和《对一些作家的评价》等作品；很少有人能够否认，这些作品表现出作者对文学的真实情感和其人格的魅力。

　　然而，罗伊所从事的文学和社会方面的活动远远不止这些。他还是许多组织中的积极成员，这些组织都是旨在促进作者的利益，在年老和生病使一些作家遭受贫困的厄运时去减轻他们的痛苦。每逢出现涉及立法的版权问题时，他总是愿意伸出援手，每逢为了在不同国籍的作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需派代表团出国时，他总是走在前面。在公众性的大型宴会上，总可以信任他来回答文学上的问题，每逢为了欢迎海外的文学名流而要组织一个接待委员会时，罗伊总是其中的一员。在每次举办的图书义卖会上，至少会有一本他亲笔签名的作品。他从来不拒绝别人对他的采访。他颇为公允地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写作这一行的艰辛，如果通过跟他的一次愉快的聊天，便能帮助一位还处在起步拼搏阶段的记者挣到几个基尼，那他怎么会不通人情地加以拒绝呢！一般情况下，他总要请来访的记者跟他一起吃午饭，而且总能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在文章刊登出来之前，让他过过目。对那些为了向报社读者提供信息不分时间场合给名人打电话进行询问（比如说问他们是否相信上帝，或是早饭吃什么等）的人，罗伊从未表现出过不耐烦。他会出席每次召开的专题讨论会，公众们都知道他对禁酒、素食主义、爵士乐、大蒜、体育运功、婚姻、政治和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等社会问题上的观点。

　　罗伊对婚姻的看法比较抽象，因为许多艺术家发现难以协调好的婚姻与他们对艺术的热烈追求之间的矛盾，却被他成功地避开了。大家都知道，在一些年里他暗恋着一位身份高贵的已婚女子，尽管一提到她，他总是操着谦恭仰慕的口吻，可是大家都清楚这位女子对他却是十分冷漠。他创作中期小说中的那一少有的苦涩折射出他所遭受的折磨。他在那段时间所经历的这一精神上的痛苦使他能够避开没有什么名望的女子的纠缠，而不至于得罪她们。这些女子都是狂热追逐时尚的社会圈里的可怜装饰和点缀。她们渴望嫁给一位成功的小说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以结束她们眼下这生活无定的状况。当他在她们那明亮的眸子里看到结婚登记处的影子时，他便会告诉她们，他无法忘记上次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这使他永远不可能再与任何一个什么别的女子结为终身伴侣。他的这种单相思可能会使追他的女人们感到无奈和沮丧，却不会真正惹恼她们。当他想到自己一定会永远享受不到家庭的快乐，不会有做父亲的那种满足感时，他也会轻轻地叹息，但是，这是他为了他的理想，也为了那个可能与他同享欢乐的伴侣，随时准备做出的牺牲。他早就发现，作家或是画家的妻子们并不受人们的欢迎。无论去哪儿都要坚持带上妻子的艺术家只会使自己变成一个讨厌的人，结果常常是他们想要去某个地方却得不到人家的邀请；可如果把妻子留在家里，待他回到家时就会发生严重的争执，搅乱他内心的平静，妨碍他把内心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阿尔罗伊·基尔是个单身汉，现在五十岁了，他仍然愿意继续做他的单身汉。

　　罗伊可说是作家的一个典范，他昭示出一个作家可能做出的成绩，昭示出通过他的勤奋诚实、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以及手段与目的的有效结合，他所能达到的高度。他是一个好人，除了性情乖戾、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人，谁会忌妒他的成功呢？我觉得，入睡前有他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我这晚一定能够睡个好觉。我草草地给费洛斯小姐写了个便条，磕掉烟斗里的灰，关上了起居室的灯，上床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