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帝的晨光

　　早期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组织，人们一旦知道世界的末日并非迫在眉睫，耶稣遇难之后最后审判日也不会接踵而来，基督教还需在泪谷里挣扎很久，这时他们觉得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起初基督徒（因为全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里聚会。由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有摩擦，非犹太人就到别人家的空房子里开会，要是找不到可以容纳全部虔诚（以及好奇）的基督徒的屋子，干脆就在露天或是废石场集会。

　　最开始时会议都在星期六举行。不过随着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彼此感情的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摒弃了星期六安息日的惯例，将集会改在耶稣复活的星期日。

　　这些庄严的仪式体现出了公众的特点与大众的感情特点。无固定的演说和说教，找不到教士，一切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能够站起来剖析内心的信仰。依据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他们的口若悬河”，让这个伟大的圣徒充满了对前途的期许与展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平民，受过的教育不多。他们即席良言的真诚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可他们常常太过激动，像疯子一般大喊大叫。尽管教会顶得住迫害，却经受不住人们的冷嘲热讽。所以，保罗、彼得和他们的继承人必须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情感与神圣热情而导致的秩序混乱。

　　起初，这些努力的收效不大，因为似乎规章制度和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可是最后人们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集会被允许依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聚会以一首赞美诗为开始（用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随后，全体教徒就引吭高歌最近为罗马与希腊崇拜者谱写的歌谣。

　　唯一预先安排好的演讲是一段倾其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有名祷文。然而在几个世纪之中，布道都是自发的，只有觉得心里有话说的人才可以登台说教。

　　不过，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多，那些对秘密团体总是怀有戒心的警察开始干预了，因而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和外界打交道势在必行。保罗曾经高度评价了领导的才干。他将他在亚洲与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作惊涛骇浪里的扁舟，要闯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就需要有聪明绝顶技艺超群的舵手。

　　所以虔诚的信徒们又一次凑在了一起，挑选出男女执事。他们作为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料好病人与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十分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物，还要料理全部的日常琐事。

　　后来，教会成员有增无减，事务性管理变得越来越繁琐，必须要有专职的执事才行，这样一来，几位“老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职称是“长老”，依我们说法就是“神甫”。

　　几年过后，各个村庄与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堂，因而大家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也就是主教）来督促整个教区，并全权代表教区同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以及雅典，都出现了许多闻名的当权人物。

　　在起初阶段，耶稣当年曾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多数地方都是主教掌管着。可是，从耶路撒冷被毁掉、渴望世界末日来临以及天国成功的一代人在地球上消失之后，在他狼藉的宫殿里可怜的老主教被剥夺了曾有的威望。

　　虔诚信徒首领的位置自然而然地被那个“总监”所顶替了。这位“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护着西方大圣徒保罗与彼得曾经殉教献身的地方——他便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同别的主教一样，也被尊称为“神甫”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普通称呼，表示热爱与尊敬。可是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在人们心目中“圣父”这个头衔只和主教管区的首领有着联系。当有人提到“圣父”，所指的仅仅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根本不可能是君士坦丁堡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十分自然贴切的发展过程。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这个词的时候，没有必要加上“美国”一词作限定，因为我们都明白这里所指的是政府首脑，并非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是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词第一次在正式公文里出现是二五八年。那个时候罗马还是强大帝国的首都，皇帝将主教的势力完全掩埋了。不过在往后的三百年里，凯撒的继承者经常处于外侵内乱的威胁之中，于是开始寻找更加安全的新巢穴。在国土的另一地点他们找到了一座城市，叫做拜占庭。它是依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闻名于世的，据说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在这儿登岸，它坐落于将几条欧亚大陆割开的海峡之畔，通往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了几家独树一帜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颇负盛名，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曾拼得你死我活。

　　不过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前拜占庭一直是独立的。它臣服于马其顿没多久，便被归并到罗马帝国的版图上了。

　　目前经过十个世纪的繁荣昌盛后，“金号角”的海港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来自成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成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丢下听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野蛮人的处置。他们看到一连好几年皇宫都空空如也，眼见政府部门接踵而至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从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办事，都感受到世界的末日已经临近。

　　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变成了城镇里地位最显赫的人，他们是真正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他们充分地抓住这个没有束缚的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与号召力吸引了意大利许多才博学广的人，这让主教们又摇身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己已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而无须操之过急，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瞄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会像许多人因为太过着急而造成的压力，慌忙决断，以至于乱中出错，最后导致失败。

　　可最主要的是，主教们只有一个目的，只朝着这一个目标毫不动摇地前进。他们所做所想所说的全部都是为给上帝增添荣耀，为了让在尘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以后的十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他们的努力是很有成效的。

　　当野蛮部落如洪水猛兽般横扫欧洲大陆时，在风卷残云的猛烈冲击之下，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地倒坍，成百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般古老的体制如同垃圾一样随风而逝，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每一个时代，特别在中世纪，犹如砥柱中流。

　　最后胜利虽然到手了，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尽管基督教起源于马厩，却能够在宫殿里寿终正寝。本来它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不过后来自认为可以沟通人和神联系的神甫却坚持让所有凡夫俗子做到完全服从，本来基督教带有变革色彩，可后来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竟演变成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同古老的犹太国家相比，它倒成了幸福无忧的臣民居住的自由温和的联邦。

　　不过这一切似乎又合乎逻辑，避免不了。下面我要进一步说明。

　　大部分去罗马游览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那些饱受风沙的围墙里，能够看到一块凹地，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曾经在这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然而即便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导者的迫害，可这与宗教的专横却没有关联。

　　迫害都是政治原因。

　　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基督教享有的自由最为广泛。

　　可是，基督徒公开宣称自己因为宗教道德而拒绝服兵役，就算是当国家遭受外国侵略时还大力鼓吹和平主义，并且不分场合公然诋毁土地法律。作为国家的敌人，这些教徒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遵从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可是一般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些，即便基督徒极力对自己的道德本质加以解释，然而长官大人却摸不着头脑，对此一窍不通。

　　毕竟罗马的警方法官是凡人，当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的时候，在他看来他的犯人陈述的道理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之时，他简直不知所措。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他应采取超脱的态度，他依稀记得在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过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采取圆滑老练的态度，所以他甩开解数，企图争论。然而当所有争论到同一原则问题集中起来之时，全部的逻辑方法又没有任何作用了。

　　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惩治职能，最后，行政长官要作出这样的抉择。然而，教徒们对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这样的观点确信不疑，还热烈欢呼可以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国的幸福快乐，就连监狱与折磨也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

　　这样，当局与基督臣民之间痛苦而且漫长的游击战争最后爆发了。所有死亡人数的官方资料我们不得而知。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三世纪的著名神甫奥利金的一些亲戚被迫害致死，依据他的说法，“为自己的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能够统计得到的。”

　　只需我们对早期圣人的生平加以认真研究，便会发现很多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会感到奇怪，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为何会留存下来？

　　不管我提供的数字是怎样的，还是会有人指控我在心怀偏见的说谎。我尚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判定吧。只要人们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与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便能够对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除此以外，假如读者还记得，即便是马可·奥勒留皇帝如此开明的君主在处理基督臣民问题上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那对帝国偏远地区的无名小官所遭受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原想尽忠职守的小官要么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要么就必须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处死，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能或不愿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条简单的法令。

　　同时，基督徒并未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蛊惑，继而稳步将自己的影响扩大。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怨声连连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是一种情感伤害，希望格霍希恩皇帝将胜利女神像搬走。因而，矗立在凯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这座神像从此远离故土了。几个元老曾经对此表示抗议，可是于事无补，只换来了他们中一些人的流放。

　　这个时候，著名的忠诚爱国人士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一封信函，提出了折中的道理。

　　“为什么，”他问，“我们异教徒为何不能与基督邻朋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一样的星辰，并肩行走在共同的土地上，住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每个人追求最终真理的道路不同又有何关系？生存的奥妙变幻莫测。通往答案的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坚持这种观点、明白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传统正面临威胁的人。与此同时，由于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在拜占庭立下足来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产生了激烈内讧。争执引发了前所未闻的用宽容为题的最才智勃发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这次讨论的发起人，对祖先信奉的上帝他忠诚不二，不过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和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袒护一方的时候，他也觉得应该告诉皇帝其真正的职责。

　　他是这样说的：“有一领域，一切的统治者妄想在那施展权威，那个地方便是美德之国，特别是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它的版图里实施强权一定会造成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与皈依。所以，统治者应该还是以容忍所有信仰为宗旨，这是由于只有宽容才可以避免公众冲突。何况，宽容是神圣之道，上帝已经相当清楚地明确表明可以容忍多种宗教的愿望。人类用来领悟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是可以独自辨明的，上帝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十分赏识，喜欢基督徒的礼仪，也喜欢希腊人与埃及人的别的不同的礼仪。”

　　确实是金玉良言，但没有人听得进去。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与理想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切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迅速地瓦解。军队变成了受外国雇用的叛民贼子。边境公然发生叛乱。英格兰和另外的边沿地区早已成为了野蛮人的囊中之物。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之时，几百年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有志青年发现，迁升的道路除了一条以外其他的都被阻死了，这条路便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能够行使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从事理论题目便可以得到广泛的读者群，只要基督教外交官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廷里代表罗马教皇、或同意冒险去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获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能够稳步高升。倘若当了基督教的财务大臣，还能够管领那片曾让拉特兰宫的主人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的领地，更好的就是能够发一笔横财。

　　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已见过本质一样的事情，距一九一四年为止，野心膨胀、不想靠手工劳动为生的欧洲青年人依然想挤入政府部门谋得一职，在不相同的帝国与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占据着法庭要位，掌控财政，要么是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没想过发大财，可他们的官职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便能够获得美满的生活以及受人尊敬的晚年。

　　后来战争开始了，社会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被一扫而光，下层阶层掌控了政权。有些正式官员年纪已经大了，没法再改变一生所形成的习惯，于是便典当了自己的勋章，然后死去了。不过绝大部分人都随波逐流。他们从小接受教育，做生意被他们视为低下的工作。或许生意是不值一提的，可人们还是必须从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院里作出选择。为信念宁可饿肚子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少数，大动乱变革之后的没几年，我们便发现大部分政府官员与军官都心甘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这是他们十年前绝不会问津的事情。还有，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家庭世代都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就像轻车熟驾，所以在新的生涯中总能进展得顺利些，比所期望的更为幸福与富足。

　　生意在当前的境况，也就是在十六个世纪之前的教会的写照。

　　有些年轻人将他们的祖先追溯至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并非易事；可是，奴隶出身的朴素牧师所能奉献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将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是特洛伊战争杰出青年所如饥似渴期盼获得的。所以倘若双方都有智慧（也极可能是这样），便可以非常快地学到互相的长处，和平共处。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定律：越是表面变化的，实际上就越一成不变。

　　自创世纪以来，就有一条规律不可避免，也就是少数聪明男女统治，大多数智商不高的男女服从。在不同时代中这两类人各自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与领导，一方代表软弱和屈服，分别称之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然而，不管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约束。它总是以奇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在人们面前，披上劣质的外衣，大声高呼对人类的爱和对上帝的忠诚以及给绝大部分人带来最有益处的谦卑愿望。然而在赏心悦目的外表下面却一直隐藏着并继续藏着原始法则的残酷真理：人的首要职责是生存。对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有的人觉得很恼怒，也很反感这样的论点。他们把我们称为“功利主义”、“愤世嫉俗者”如此等等。历史被他们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所以当他们一经发现历史也是一门同样受到别的事物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的制约时，大惊不已。可能他们对反平行线法则与乘法口诀表表示反对吧。

　　对我来说，我希望他们还是服从规律的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对人类才能有实用价值，而并非一伙从种族歧视、部落的专横跋扈以及广大居民的愚昧无知中坐享其成的人所结成的联盟。

　　要是谁对此心怀疑虑，就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证据吧。

　　希望他专研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

　　他肯定能发现，教会领导人都在古老的异端社会出现，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培育，不过是后来必须选择某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的。确实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心悦诚服地接受基督教诲，可大多数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换为忠于天国统治者，是由于这样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教会一方也通晓情理，体贴人心，所以不会过分细究诸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的动机是什么，还认真地对全部的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对势利世俗的生活充满向往，教会便在政界和经济界给他们提供机会使其大显身手。性格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意重，教会便让他们离开拥挤嘈杂的城市，在宁静祥和的环境中深思生存的弊端，追求他们觉得对灵魂的永恒幸福最为重要的个人圣境。

　　一开始，这样的一种信奉上帝、默祷冥思的生活显得十分自在。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百年里，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平民有松散的约束。不过当教会继帝国以后成为主宰了世界、成为拥有大片领土的强大政治组织以后，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不多了，许多男男女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日子”，那时全部的基督徒都能够做善事以及祷告。为了得到幸福，他们便希望人为创造出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所形成的局面。

　　这场争取修隐生活方式的运动起源于东方，给之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队给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是异教徒的战争。

　　对此我们无须讶异。

　　濒临地中海东岸的那些国家的文明已经十分古老了，人们已精疲力竭。仅埃及就有十种不同文化起伏跌宕，自第一批居民在尼罗河谷居住下来，这些文化便以不一样的方式循环往复，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都如此。生活的虚缈和人类努力的一点作用都不起，全部都反映在路旁上万个庙宇与宫殿的废墟里，到处都是。欧洲的青年接受基督教，是因为其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希望，他们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也被激发了出来。可是，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埃及人和**人的看法却迥然不同。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期盼已久的解脱。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刻的盼望，他们逃离记忆的尸骸，躲进沙漠，只同悲伤和上帝做伴，将存在的现实抛之脑后。

　　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改革对士兵来说似乎总能有特殊号召力。相较于其他人来说他们能更加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以及恐怖的一面。除此之外他们还明白，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士兵曾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将精神落伍者组建成简单团体的创始人，曾经是一名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军队中的列兵，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服完兵役后，他便加入了一小撮隐居者行列当中，首领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名叫安东尼。帕肖米厄斯远离了城市，同沙漠上的豺狗和平相处。可是，隐居生活常常会产生种种思想矛盾，引发一些可悲的过度虔诚，比方说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是废弃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让异教徒笑话，让真正信仰者悲伤），所以帕肖米厄斯决意将这个运动建立在更加实际的基础之上。如此，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奠基人。自那时起（四世纪中叶），居住在一起的隐居人士都服从一个司令官，把他称做是“最高统帅”，他能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将众多林立的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帕肖米厄斯死于三四六年。在他去世之前，亚历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将他的修道院思想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成百上千的人开始借机逃脱现实世界，逃离它的邪恶与欲壑难填的勒索。

　　可是，欧洲的气候与人们的本性不得不令创始人将宏图稍作修改。在严寒的冬天里，饥寒交迫的滋味并非像在尼罗河谷那般容易忍受。何况，西方人都很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又脏又邋遢的一面，非但不会给他们以启示，反而让他们感到恶心。

　　意大利人与法国人扪心自问：“早期教会竭尽所能地做善事有何结果呢？几个信徒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住着禁欲苦行，莫非这些寡妇、孤儿以及病人便就从中得益了吗？”

　　西方的头脑一定要将修道院体系改得合理一点才行，这样的革新住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纳西亚镇人功不可没。他名叫本尼迪克特，通称圣人本尼迪克特。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可是这座城市让他的基督心灵弥漫着恐怖色彩。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到一座尼鲁时代的古老乡间宫殿里。

　　他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美德的盛名在乡间很快传开了。愿意同他接近的人马上满天下，因而隐居者蜂拥而至，多得能够建造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于是告别了土窟，成为修道生活的立法人。他建立规章制度，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发誓遵从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不要指望能游手好闲，除了做祷告和沉思以外，他们必须在田野里劳作。年纪太大无法农耕的，要教育年轻僧人怎样做一个好基督徒与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守职责，在一千年中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将教育垄断了，中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儿得到培养才能超卓的年轻人的准许。

　　这样一来，僧人们穿上了体面的衣服，吃到了可口的食品和住上舒适的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这是他们应得的报酬。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说，最重要的是，僧侣们不只是逃脱现实世界与义务去为来世灵魂作准备的凡夫俗子，是上帝的仆从。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他们必须完善自己使其配得上这样的尊称，继而在宣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发挥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中的初期传教工作已完成了。可为了不让教徒的绩效化为乌有，一定要得到老百姓与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因而僧人们扛着铁锹与斧头，手捧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以及遥远冰岛的荒野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部分人只是道听途说的文明的信息。

　　正是用这种方法全部教会的最高执行者罗马教皇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

　　注重实际的人能够得到扬名天下的机会，正如做梦者可以找到幽静丛林中的幸福一般，无任何白做的运动，什么东西都不允许浪费，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力量的增长。很快，倘若皇帝与国王不谦卑地注重基督追随者的要求，就无法坐稳自己的宝座。

　　获取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吸引人，因为它说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事出有因的，绝对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突发奇想迸发出来的盛大宗教狂热的结果。

　　基督徒受到的最后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

　　很奇怪，虽然戴奥里先并非凭借近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诸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可他却经受从古到今被召来管理人类的人所承受的苦难。事实上，连最基本的经济知识他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一落千丈。他毕生都从事戎马生涯，深深懂得致命的弱点就在于罗马的军事体制的内部，这样一个体制将边防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地的士兵，可这些士兵早已失去斗志，成为了悠闲自得的乡巴佬，卖青菜与萝卜给那些理应远远拒之于门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改变不了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体制，为解燃眉之急，他组建起一支新型野战军，全部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经入侵就能够在几周之内奔向帝国的任何地方。

　　这个主意的确很好。可是，正如一切带有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花销非常庞大可观，要通过赋税向内地百姓身上搜刮钱财。不出所料，激发了老百姓的群愤，大喊再缴钱就面临破产了。皇帝回答说老百姓误会了，并将只有刽子手才能行使了的权利赋予了收税官，可一切都无事于补，由于各个行业的臣民辛辛苦苦干一年，结果反而亏损，于是都将住宅家庭丢开，拥进城里或干脆当起了流浪汉。然而皇帝陛下却不想半途而废，又颁布了某项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意味着古罗马共和国进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他大笔一挥，全部政府机关与手工业、商业都变成了世袭制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当官，无论是否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就算有从事音乐或是典当业的天赋也要子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尽管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必须在船板上漂一生。在理论上苦力虽然是自由的，可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跨越一步，同一般奴隶的命运无差别。

　　要是谁觉得自信心很强的统治者可以或者能够容忍由少数人依照自己的好恶去遵循或反对那些行为法规和法令，就大错特错了。然而当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行径时应该记住，他已经进退两难了，还深刻地怀疑上百万计的臣民对他的忠诚，他们只知道在皇帝的光环下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却从来不替国家分担忧愁。

　　早期基督徒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东西。他们希望世界随时会山崩地裂，要是在不足十年内花钱费时的文学成果也会被大火焚烧殆尽，为何还要做这些无用功呢？不过新教并未将预言兑现。基督的故事（经百年的耐心等待之后）被人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也已经面目全非，虔诚的基督徒不辨真伪，不知如何是好了。因而，人们觉得有必要弄一本权威性的书，将耶稣的几个短传以及圣徒信件的原文整理成一卷。这就是后来的《新约》。

　　书中有一章节叫做《天启录》，其中包括有关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与预言。自从罗慕路斯时代人们便知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确实小心谨慎地将那个城市称为他深恶痛绝的巴比伦，可依然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在书里将那座城市说成是“**的母亲”与“地球的污点”，饱浸圣人以及殉难者的鲜血，是一切魔鬼与邪恶神灵的栖身之地，是所有肮脏可恶的鸟类的巢穴，还有好多类似于这样的不敬之词。

　　这样的言论能够被解释为是某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杀害的许多朋友，怜悯和怒火把他的双眼蒙住了。不过宣读这些言论作为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每个星期都在基督徒聚集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觉得，它代表着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正情感。我并非认为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可是我们因为戴奥里先没有产生这样的热情而责备他也是不对的。

　　可这并不是所有。

　　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在罗马人中日趋熟悉起来了，它就是“异教徒”。最初“异教徒”的名字仅仅是用在那些愿意相信有些教旨的人，或称为“教派”。可慢慢地它的意思缩小了，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订立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义的人，用圣徒的话来说就是“异端”、“谬论”、“虚伪”和“永久性错误”的人。

　　几个依旧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能够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那是由于他们仍隔膜在基督教之外，况且严格来说也不能解释他们的观点。相同的，《新约》中的某些话对皇帝的自尊也有伤害，比方说“异端邪说是可怕的罪恶，犹通奸一般、猥亵、**、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体面，这里就不再说了。

　　全部的这些造成了摩擦与误解，继而产生迫害。基督囚徒又一次挤满了罗马监狱，刽子手将基督殉难者的数目大大扩大了，血流成河，却徒劳无功。最后戴奥里先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被迫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撒罗纳的家乡，专心致志从事更加趣味的消遣——在后院种大圆白菜。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采取镇压的政策。反而，当他看到运用武力铲除基督教已无望，就致力于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的方法来博得敌人的好感。

　　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以官方名义第一次承认了基督教会。

　　倘若有一天成立了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全部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只要是享有“大”字称号的，都需用特定的准则来权衡，那么其中站在“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法庭上需要审慎专研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妄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大战场上挥舞长矛，经英格兰的沃克打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他把自己的妻子、姐夫与侄子杀死了，还屠杀一些地位卑下的亲戚。可是即便这样，因他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慌地为得到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反而获得了“第二个摩西”的美名，亚美尼亚与俄国教会都将他推崇为圣人。他一生都是个野蛮人，即便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可就算是到他死的时候还企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预测未来。然而人们却记不住这些，不过是两眼盯着皇帝用来保证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与集会不受干涉”的权利的最为著名的《宽容法》。

　　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四世纪上叶的教会首领都是实用的政治家，最终他们让皇帝签定了这个值得让人纪念的法令，如此一来从小教派的行列中基督教一跃成为了国教。然而，他们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对此君士坦丁的后人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想使出花言巧语的解数掩盖这些，可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赐予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向狄奥多西皇帝说，“把教会的所有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作为回报。同我站在一起，将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会同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二千年里，还有过别的交易。

　　可是这样的无耻妥协从此让基督教大权在握，在历史上这种事情还是少之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