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传播

　　印度文化，尤其是震烁天地，照耀古今的佛教文化，后历汉季而宋世，已经全盘融会于中国文化的领域中了。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佛教形成和初传发源于古代印度，但长盛不衰，绵延千年，光芒常在，硕果永存，却是在中国。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上，有着三个开放的时期，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佛教文化，其次是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接受西方和中亚文明，再次是明清时期的基督教入华。虽然还有许多的不那么集中的文化传播时期，对这些传播时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质疑，但是，只要举目望去，屈指数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是那样地渗透骨髓、彻人心脾，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避开外来的佛教文化，提炼出真正纯粹的“国粹”来。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空前发展，居于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在思想文化的多元的结构中，儒家纲常名教虽占据牢固的统治地位，但佛、道二教已经拥有与儒家鼎足而立的社会势力。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一些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奠定。

　　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在这些宗派中，除密宗外，创始人都是中国人，都奉一部或几部汉译佛经或论书为基本经典，除用中国传统的注释经典的方法（章疏）来阐释教义理论外，还利用专论、语录、偈颂等多种文体阐述各宗主张。在各宗教义体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的思想因素，对各宗的宗教哲学、修行解脱论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对宇宙本体论和人自身的心性论做出独具特色的论证。隋唐佛教宗派的教义理论，对中国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佛教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许多教派，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一般来说，传入中国大部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北传佛教，其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传入中国的西藏、内蒙古，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傣族等地区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也有佛教的流传。

　　佛教在东方许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相吻合，特别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来传达的。古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翻译可能是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翻译家最著名的是西域名僧鸠摩罗什。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

　　到了唐朝时代，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事业。因玄奘大师的弘扬，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传播。

　　◆佛教初传入中国

　　在汉末与三国时间，佛教经典与初期佛教的规模，虽然源源传入中国，仍与国内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显然有过激烈的竞争，这便是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轩然的大波。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在印度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围国家传播。佛教作为东方发展前列的一种高雅文化，于西汉末、东汉初逐渐传入中国。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期，长期以来，有许多说法，有的甚至添加了许多神话色彩。有人依据《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之说，认为在上古三代时就已知道佛教。也有人以《列子》中“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之说，主张周代已有佛教流传。另外还有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人来华传教、汉武帝时已有佛道流通、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等等，各说其是，莫衷一是。

　　为什么产生如此纷杂的说法呢？最主要还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根据。佛教刚传来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后来史书上所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另外，魏晋时期，佛道两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双方为了抬高各自的地位，都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并攀附这些神奇怪异的传说，佛教徒们尽力把佛教传入的时间提前。这样，佛教如何传入中国之事，便被笼上了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

　　历史上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此外，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范晔《后汉书》等魏晋南北朝人士的著作中，有不少言及此事的，可见当时这一故事在社会上已广为流传。

　　汉明帝求法的故事，是说东汉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夜梦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飞绕而行。次日会集群臣，问这是何神，有通人傅奕回答：听说西方有号称为“佛”的得道者，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帝所梦见的就是佛。于是汉明帝遣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佛教于是传入汉地。

　　这一传说故事中，有神话传奇的成分，但基本情节尚属可信，唯傅奕以“佛”为对，说明当时已有佛教在民间流传，只是未能传到宫廷而已，因此还不能作为佛教最初传入的记录。

　　关于这一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就已有了迹象，而最可信的且有史料可考的，当在汉末和三国时期。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来华，月氏国沙门支谶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

　　安世高来自安息国，是王族出身，因此，凡是从西域来我国的人都称他为安侯，所以我国经录家也就沿用这种称呼。天竺国的语言文字音调字义诡奇拗折，和我国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佛经初传来我国，译述方面错误百出。由于安世高精通华语，对于佛经的翻译，有很高的造诣，可说是居各种译经之冠。当时，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已有相当时期，在宫廷内和社会上都有许多信仰的群众。他们信仰佛教，虽然偏重于祭祀祈福，但也有切实修行的需求。因此，安世高就为他们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而这也正是安世高所专精的部分。安世高的汉译佛经，是一种空前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译文的内容而言，纯粹译出他所专精的经典；就译文的形式而言，偏重于直译，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安世高既通晓华语，又采取直译的方式，故能正确地掌握经文的原意，且说理明白、措辞稳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

　　在灵帝时，印度沙门竺佛朗也来到洛阳，极力提倡佛教，此后沙门康僧会，月氏籍的名士支谦（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学问渊博，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们弘扬佛学，先后居留在东吴，为孙权政府的上宾。这些人当时都通晓中文，极力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间（245—254），因印度名僧昙柯迦罗与昙谛的倡导，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规范，这是佛教戒律正式传入的开始。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可算是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典籍。

　　佛教刚传入时人们只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当时所建的寺庙大多供西域和印度的僧侣和商人使用，汉人出家的很少，到东汉时，逐渐在中原流行，但发展不快。到三国时才开始流行，并翻译了少量的佛经，建了一些寺庙，虽然竺佛朗的名著《牟子理惑论》主张与中国文化相调和，但总的来说，尚没有出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趋势，直至魏晋时期，佛教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南怀瑾先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政治的转变及战争的影响，当时的佛教文化在时人看来更像是一种应时的礼品，从民间和包括朝廷在内的士大夫阶层中都有着这种潜在的倾向。

　　南怀瑾先生首先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分析。因长时间战乱，生命也无保障，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着人们的心灵。正当此时佛教思想涌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与天界地狱间六道轮回的言论，十分契合传统神祗的信仰，使人们找到了命运的寄托，相信今时不幸原是前生业力所造。因此在乱离的世局中，人人信仰佛可得身心的自慰。于是很快传遍了佛教的观念得到传播。

　　从士大夫阶层来看，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受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汉初儒家传统的学说不能使人满足和信服。魏晋以来，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都纷纷寻觅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运的象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并以旷达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谈的领域。他们所宗奉《易经》、《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同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变本加厉地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风气，尤以士大夫阶层——所谓知识分子的名士为烈。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指出，正是基于上述两点才使得佛教在中国普遍地传布开展，不过真正使佛教在中国奠定基础的，还是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和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数人的力量。经过他们的努力，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不拔的根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与其说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学的时期，毋宁说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时期来得恰当。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时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由海道到达广东，东来中国，与梁武帝一度对话不合，便渡江而北，隐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便是禅宗传入中国的开始。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老庄的“以无为本”思想蔚然成风，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非常契合这一派的“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地融合、开展，由此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来充实自己的学识，或增加清谈的资本，佛教也因此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开来。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然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经》、《维摩诘经》、《宝积经》、《涅槃经》、《正法华经》等，对大乘佛教的传播影响很大。其中，《正法华经》的著译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

　　佛教传入中国后，总体来看，那些译经、讲说、传教和造寺等活动，基本上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是靠信徒们自身的力量而进行的。佛图澄第一个成功地规劝皇帝石勒、石虎信奉佛法，支持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受到国家的保护。

　　佛图澄，本姓帛，西域龟兹人。九岁于乌苌国出家，两度到罽宾学法。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因此与人辩论时，都能以与汉文化思想相符合的准确意义而使人折服。由于他精深的佛学修养，西域人士都称他是“得道”之士。

　　佛图澄来华的时间是晋怀帝永嘉四年（310），这一年他来到洛阳，已近八十岁了。在此之前，他曾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停留过，到洛阳后，他想建造寺庙，但因匈奴人刘曜（后为前赵国王）攻洛阳，只能作罢，于是“潜泽草野，以观事变”。

　　两年后，石勒（羯族，山西上党人，后击败刘曜成为后赵国王）屯兵掳掠，大肆杀戮，以此立威，僧人遇害者也很多。佛图澄出于对众生的同情和关怀，决心制止石勒的屠杀行为，以佛法感化石勒。于是他手持锡杖来到石勒兵营门前，通过石勒的一位大将军郭黑略（又作郭默略）的关系见到石勒。郭黑略平生也好佛法，因此，佛图澄向他授五戒，收他为徒。郭黑略后来随石勒出征，总能预知胜负，石勒很惊奇，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出众之谋，就问其原因。郭黑略就引荐佛图澄，说石将军天挺神武，有神灵相助，有一位沙门预言将军必能拥有华夏。此前的预测只是这位沙门所言。此沙门就是佛图澄。

　　石勒立即召见佛图澄，问道：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一听，就知道石勒对佛法不懂，正好用那些法术来使他看到佛法的灵验而生信。传说佛图澄专好异术，善于诵咒语。他将麻油与胭脂调和后涂在手掌上，掌心就会现影千里之外的事情。他拿一个盆盛满水，烧香念咒，不一会儿，盆中现青莲花，闪闪发光。石勒由此信服佛法，但这实际上是被佛图澄的魔术所摄服，并没有涉及对佛理的了解。佛图澄在此基础上，又向石勒宣说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劝善弃恶。据说由于佛图澄的劝善，劝石勒少杀戮，当时本来要受屠戮的十之八九都被免死，太原一带，不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信佛的顿时增多。石勒也把佛图澄作为机要参谋，凡有大事，必定要征询佛图澄的意见，佛图澄也积极参与其中。石勒得以生擒刘曜，就是采纳了佛图澄的意见。

　　石勒称帝后，对佛图澄更加敬重，称他为大和尚，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给佛图澄在寺中抚养，每年四月初八，石勒都要到寺里去灌佛，对佛教大力支持。

　　南怀瑾先生对此分析说，每逢时衰世乱，人心颓丧的结果，不是倾向现实，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现实，追慕高远的境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由于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社会风气的颓丧，无处不在地刺激人心而使之走向积极或消极的道路。印度名僧佛图澄慈悲教化后赵石勒，除了宣扬教理以外，唯一特点就是曾显示了许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减少杀机，同时也使很多人相率信服不已。并且他又传授佛学的修证方法，提倡安般守意（安静、调息、守意入定）的禅定法门，使人们在相信佛教学理之外，又有确实修持方法可循，与中国道家的养生方术，可谓相得益彰，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他的中国弟子道安法师，又是学问博洽，兼通世务，德重当时的学者，而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山祖师慧远大师，也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净土信仰源于古印度。古印度盛行有关人生是苦的基本观念，从而寄希望于脱离现实的娑婆世界，往生超越的净土世界。在中国出现的净土崇拜，大致曾分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弥勒净土信仰由道安首创，一时盛行于北魏，梁齐间还有所闻，不久即衰。弥陀净土信仰一般认为始于东晋慧远。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因中国第一代祖师慧远邀约当时名士陶渊明、刘遗民等在庐山建立莲社提倡往生净土，故又名莲宗，白莲社，或“远公白莲社”。

　　慧远大师在庐山对佛教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主张佛性之说，认为佛的精神实体是不变的，是永恒存在的，人们应该把达到这一境界作为奋斗目标。佛教徒称佛学是内学，把儒、玄叫做外道。而慧远不仅精研佛学，而且兼通经学和玄学，一身兼儒、佛、玄三家。他认为儒、佛、玄三家作为统治思想来讲，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并以佛学为主，以儒玄为辅，达到会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

　　对于促成庐山白莲社净土宗的原因，在南怀瑾先生看来大致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因时代的大势所趋。魏晋以来，自由旷达之风影响社会人心，由颓丧而变成放浪，以致政治更加紊乱，社会更难安定，逃世思想日益增盛，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所受影响尤烈。刘遗民应邀入山的回信中就有“晋室无盘石之固，物情有垒卵之危”的感伤词句，当时名士遁世逃佛的心情可见一斑。慧远大师以悲天悯人的胸襟，邀约当世知交名士，遁迹山林，也是当时必然的趋势。其二是因养生方术的选择。两汉、魏晋以来，除了思想上的玄学以外，方士养生之说也大行其道，炼丹药以求神仙长生不老之术的风气也普遍存在。通晓老庄之术的慧远法师认为这些不是究竟方法，于是返求诸己，归到一心。他深通佛学性空的般若之理，学术上又是名匠佛图澄和道安法师的嫡派，深知求得实证的困难，便提倡精神超越升华的念佛法门，可概括上中下三种器识的修持。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使灵魂得到超脱的境界。这一修行方法因其简便易行，故自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宋明以后与禅宗融合，其它如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也都兼修念佛法门。由于净土宗的创立，使佛教在中国，确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直到现在，一句“阿弥陀佛”，已变成中国社会的流行口语，所谓“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401），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罗什的成就，不仅在所译经论的内容上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根据般若经类而成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而为义学方面开辟了广阔的园地。罗什对翻译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特别是传译富有文学趣味的大乘佛典如《法华》、《维摩》、《大智度》等经论，使他感到翻译上兼顾信与达的困难。因此，他的译籍在力求不失原意之外，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语趣。他既博览印度古典，对梵文极有根柢，又因留华日久，对汉文也有相当的素养。同时他对文学还具有高度的欣赏力和表达力。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故能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外来语与华语调和之美的文体。

　　南怀瑾先生认为，姚秦时代鸠摩罗什经西域来中国，大事翻译佛经，弘扬般若佛学，这是沟通中印文化思想，开展佛教文化的最大关键。他的出家弟子中，如僧睿、僧肇辈，都是当时中国的博学才子，他们师弟之间的学问和风度，影响于南北朝的学术界至深，最为当世所仰慕。尤其是僧肇著的《肇论》，融合老庄的思想，倡“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为中国哲学思想史和文学史开创了千古的奇局和不朽的名作。在罗什以前的佛教传播，大多靠神通来显化，到罗什东来的时期，才使佛教哲学，与儒、道两家分庭抗礼，变成中国文化学术的一派巨流，以后才有儒、释、道三家之学，构成中国文化全貌的总体称谓。因罗什东来的影响，出家为僧尼的人数增加，品类不齐，颇多竽滥，才使姚秦政府，设立僧正职位的僧官，专门管理僧众。以后便因袭成隋唐以下的历代僧官制度，犹如现代的宗教司。

　　◆佛教的鼎盛时期

　　因玄奘大师唯识法相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的经典，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同时因法藏（贤首）大师建立华严宗，使佛教更为兴盛。随天台宗以后，复因华严宗的观点，对全部佛教教理，有更进一层的分判。接着道宣法师极力兴起律宗，佛教戒律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的规范，便从此奠定，基础稳固。随之而来，三论、俱舍、成实等佛教宗派，也欣欣向荣，争放奇葩，各自发扬它的门庭学系，形成中国佛教的十宗教派。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公元581年，杨坚于北方灭北周而建立隋朝，589年南下灭陈，中国复归统一。当历史由南北朝步入隋唐之时，中国佛教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佛教也综合南北体系，形成了划一的特色。隋文帝生于佛寺，养于佛寺，称帝后大力提倡佛教，广建寺庙，并颁诏保护佛教。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在扬州时，设“千僧斋”，并请陈朝高僧智顗大师为其授菩萨戒，智顗给他一个“总持菩萨”的法号。即位后，隋炀帝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在扬州造弘善寺，使江苏地区的佛教有所恢复。这一时期，智顗大师正式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由于它形成于浙江天台山，故得名。天台宗的教义主要依据《法华经》，因而也称法华宗。南怀瑾先生认为天台宗以“禅那”的“止观”为佛教实证的方法，用三种止观的体系，统摄全部佛学教理，开始分科判教，对佛学传承，作系统的批判整理。智顗大师著有《摩诃止观》一书，应是中国佛教第一部佛学导论或概论的巨著。按佛教的说法，其理论也来源于大乘空宗一系。天台宗的教义以“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为最高要求，这也是智顗完成南北佛教统一任务的具体表现。智顗“一念三千”学说，是对其止观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繁荣发达、对全人类具有较大贡献的历史时期。

　　唐代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在京师聚集十大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继位，重兴译经事业，度僧三千人，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从武后到玄宗，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唐初增加一半。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件事，那就是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归国，太宗为其设立译场，汇集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从玄奘由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公元5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显然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他于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他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他的注书《杂集论》，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大师译传于中土了。

　　在这时期，随着大量印度佛经论著的翻译、传播、弘扬，中国佛教的思想理论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据南怀瑾先生的考究，共有十宗，而流行的主要有八宗，除了前述提到的净土宗、天台宗外，具较大影响的还有律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密宗。

　　律宗，乃是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而得名，主要依据《四分律》而加以大乘教义的解释。其创始人主要是唐代僧人道宣。因道宣常年住终南山，故又称“南山律宗”。道宣门下弘景的弟子鉴真在扬州大明寺继承了南山宗系统，颇具影响。此宗注重佛教信徒在意识、言行以及衣食坐卧等各方面履行种种规定，制定了中国佛教的受戒仪制。

　　三论宗，渊源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宗（又称大乘空宗），创始人为隋唐间的吉藏。以龙树所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所著的《百论》为主要经典，故名“三论宗”；又因为它主张“诸法性空”，故也称“法性宗”。吉藏的弟子慧感、慧颐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另一弟子明法师于江南茅山弘扬三论，终身不出。明法师的知名弟子法敏擅三论，通大乘，他于贞观元年（627）在丹阳（安徽当涂县）讲《华严》、《涅槃》，影响很大。

　　禅宗，禅宗，南朝宋末菩提达摩由天竺来华传授禅法而创立，是隋唐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华严宗，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又因武则天赐号其实际创始人法藏为“贤首”，后人称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为“贤首宗”。另因该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为宗旨，也称为“法界宗”。法藏是华严宗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金狮子章》、《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等。“法界缘起”论是法藏思想的核心，也是华严宗的思想基础，它主要是以“理”与“事”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加以阐述的。华严宗认为，对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由浅入深或由不同的角度而有四种不同，可分为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宗将佛教理论体系和表述方式都进一步中国化，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许多思想对后来宋明理学有着重要影响。

　　法相宗，又名唯识宗、慈恩宗，是唐初最重要的佛教宗派。因为这个宗派集中分析了世界上各种物质和精神的现象；分析到最后，认为一切现象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就它的前一特点说，叫做法相宗；就后一点说，叫做唯识宗。这一宗派为玄奘和他弟子窥基所创立，他们常住长安（陕西西安）慈恩寺，所以又叫做慈恩宗。法相宗提出“万法唯识”的基本观点。法相宗把“识”分为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合称八识。“转识成智、舍染归净”是法相宗的理论宗旨，也是其修行实践的根本目的。由于法相宗许多说法不合中国社会人情，且论证繁琐，经院气较足，故在社会上不太流行，在唐代流传了几十年就遭到冷落，逐渐湮灭不闻了。

　　密宗，也称“密教”、“秘密教”、“真言乘”、“金刚乘”等。出于古印度后期佛教中的密教。唐开始传入中国，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依据，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秘密教旨的传授，为真实言教，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给别人。在唐代曾经得到王公贵族的爱好，后来衰落了下去。公元8世纪至11世纪间，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与原来的本教结合，形成了西藏密教的传统，称“藏密”。

　　佛教宗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就出现了众多的学派，但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巩固自己宗教势力的需要，由南北朝的佛教学派进而形成了佛教宗派。佛教宗派不同于学派，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轨范制度，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每宗都有自己的传法世系，继承其学说和寺院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