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

　　——李敖

　　对于李敖来说，政治就像一场游戏。而李敖与政治也算有着不解之缘。当李敖还在中学读书时，他就认识了中共的地下党员严侨（李敖的老师）。等到李敖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服了三年兵役，后来由于政治问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刑坐牢。到了2005年的2月，李敖又在台北参选并就任“立法委员”，一直到2007年的11月底，李敖宣布将不再从政，重新开始写作。对此，李敖还打了一个比方：“最后一堂考试，最后一题会做，我都懒得做，我极力要出去干什么呢？在阳光底下，吃我的蛋卷冰激凌，所以最后在考卷上，我画了一个王八就跑掉了，王八再见！冰激凌我来了！”

　　那么到底什么叫政治呢？政就是政权，治就是统治。政治一开始是专制的、黑暗的、残暴的，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东西，因为政治刚开始完全是为个人或少数团体的利益服务的，但是这样的状况终究是不能持续下去的，因为它必然会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也必然会受到大部分人的反对以及抵制，所以政治为了存在一定会向前发展，从保守逐渐变为开放，从黑暗逐渐走向光明，从残暴逐渐变得具有人性，从专制逐渐变为民主，最后从落后开始转为进步。总之，政治进步的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它可以服务于绝大多数的人，而且绝大多数的人也都可以参与到政治里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拥有政治权力。

　　◎政治“三学”

　　李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正式参政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在归纳知识点以及建立新学说方面的能力却不是一般的强。因此，李敖通过多年对**政坛的细致观察终于在政治方面得出了许多经典的政治学说，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政治动物学”、“政治数学”以及“政治撒尿学”。这三个学说的论点都非常精辟。

　　“政治动物学”自然是以动物为主体，通过动物的各种外貌习性等来讽刺一些政客的丑恶嘴脸。“政治数学”中虽然提到“数学”，却并不是对一串串数字进行说明，而是通过一些政客们玩的数字小把戏来披露一些政治广告或者是政治宣传的虚假性，抨击他们愚弄大众、混淆视听的行为。至于“政治撒尿学”的见解就更是精辟独到了，以“撒尿”来讥讽政客们从政之时耍的各种小手段，比如趁人不备在私底下暗度陈仓，以如厕为借口来逃避责任等。形容之贴切，语言之辛辣，完全不失李敖一贯的水准，有过之而无过及。

　　政客们在搞政治时所使用的政治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时时都有翻新，当然不是“政治动物学”、“政治数学”、“政治撒尿学”这三个学说能够概括过来的，在这里提出来也只是想让大家更了解一些政治上的黑幕，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动物们的政治

　　“‘政治动物学’是政治学者或动物学者都不懂的一门学问，因为它是我创立的，是一门新的‘科际整合’。‘政治动物学’中有一个旁支，就是‘国民党动物学’。”

　　——李敖

　　李敖的这个“政治动物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新奇异常。在这个“政治动物学”中李敖又开辟出了一个分支学问——“国民党动物学”。在这个学问当中，李敖以动物来喻人，带有趣味性的同时也是讽刺意味十足。比如“政治蝙蝠”：“在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下，一种政治蝙蝠就应运而生。什么是政治编蝠呢？我认为，任何人，只要在这岛上被国民党和党外两边都肯定的，就必然是政治蝙蝠无疑！这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检定标准。”李敖之所以会如此比喻完全是因为一些政客所用的政治手段让他不由得与一些动物的习性或是故事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也才有了“政治动物学”一说。为了能让大家更明白这个学说，李敖对“政治蝙蝠”作了一番详细解释：

　　“在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下，首先出来一种人，就是蝙蝠。蝙蝠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在动物学上属于‘哺乳纲’的翼手类，但它能飞的特性又酷似‘鸟纲’中的飞禽，这种‘两头都像’的模样，使它进了西方的寓言。……《鸟兽和蝙蝠》，记鸟兽双方大战，互有胜负，蝙蝠依违其间，老是投靠在胜利者的一方，向鸟说它是鸟，向兽说它是兽，最后鸟兽双方议和，真相穿帮了，不但‘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而且‘不容兽群，斥逐哺乳类之族’了，从此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只好昼伏夜出了。”

　　“陶百川一方面辞了监委给党外看，一方面接受了国策顾问给国民党看，这不是政治蝙蝠是什么？徐复观一方面在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同党外相见欢，一方面在九月二日到‘中央党部’大告密，这不是政治蝙蝠是什么？”

　　在李敖的详细解释下，“政治蝙蝠”以一个典型“两面派”的形象粉墨登场。也许有人说这种两面都不得罪的是中间派，持有的是中立思想。甚至有人认为这种人是“作为二者之间牵制与平衡的机能”存在的，也就是与清流近似的中间势力。李敖对这种“中间势力清流论”作出了反驳：

　　“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清议’一条，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老。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者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如果这是‘清流’，鸟兽大战中飞来飞去的，又是什么？”

　　所以说“政治蝙蝠”才不能用“清流”或是“清议”这样好听的词来形容，它是立场不明确的体现，是一种软弱的证明，似鸟非鸟，似兽非兽，是软弱的四不像。对于这种“政治蝙蝠”李敖是极为厌恶的，因为这与李敖立场明确、永远保持本色的行事风格相左。说完蝙蝠之后，李敖又提出了另一类让他看不起的“政治动物”——变色龙。出于“解惑”的目的，李敖先对变色龙作了比较学术的说明：

　　“变色龙在动物学上属于‘爬虫纲’的有鳞目蜥蜴亚目，它的学名叫Chamaeleontidae。它生长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上、南亚洲和地中海沿岸。变色龙的身体本色是黄、绿、褐色，但能根据环境，由中枢神经传到皮肤下的色素细胞，而迅速变化身体的颜色，变得跟环境的颜色一致。就因为这种随时‘勃然变色’的本领，它就被叫做变色蜥蜴、五色守宫。

　　“变色龙的眼睛可以各转各的，要左就左，要右就右，可用两只眼睛，分别注意不同的目标，选中目标后，用几分之一秒的高速，伸出长舌头，捕捉它要吃的任何东西。”

　　通过说明大家应该已经隐隐感到李敖要提的“政治变色龙”大概是个什么类型了。同时，李敖又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政治变色龙”其实是“政治蝙蝠”的一个升级版，也可以说是“政治蝙蝠”的进化：“为什么政治蝙蝠不如政治变色龙好处多呢？因为蝙蝠两头飞来飞去，飞得再辛苦，也是变身段，不能变颜色；变色龙却技高一筹，可以以逸待劳，随时‘以色侍人’，从共识而同志，这样在颜色上认同，而不在身段上认同，乃是政治技术上的一种升级，当然也是道德无耻上的一种升级。但是，对政客说来，要的只是升级而已，谁管其他呢？”所以说，“政治变色龙”比“政治蝙蝠”还要无耻，政客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管他会变成什么动物，那都无所谓，得到自己想要的才是关键！

　　上面说了这么几种“政治动物”都是将政客们比作了相似的动物，其实动物们也具有政治方面的意识，而动物与动物之间也是会玩政治手段的，这方面一点都不比人差。比如狼群中，如果头狼过于独裁或是专制，那么其他的狼就会联合起来将头狼赶下王位推翻它的统治，由此可见，在狼群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意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恒河猴是一种常见猴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猕猴，多分布在亚洲国家，主要以群居为主，通常三十几只恒河猴就能组成一个小型的社会。恒河猴擅长模范人类动作。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灵长动物学家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耶里教授在恒河猴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发现恒河猴在很多生活习性方面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特别是面对困境时所作出的反应。他曾经说过：“人类的争斗并不仅仅是为了食物、土地或者是其他资源，还要为了权力进行斗争，猴子也会这么做。”每只恒河猴在它们的小社会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通常母猴所处的社会地位都是根据自己母亲的地位来决定，但公猴就没这么简单了，它们必须通过撕咬、决斗、行贿，甚至是结盟来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雄性恒河猴想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争取到猴群的支持率，支持率越高地位自然也就越高。而雄性恒河猴为了获得支持率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拍马屁，具体的拍马屁方式是这样的：尽量靠近自己的朋友，经常和朋友有比较亲密的接触；当一只公猴确定了一个自己要讨好的目标对象时，它就会主动过去为那只猴子梳理毛发、捉虱子等；愿意为其他猴子提供帮助，当然，这个忙肯定不是白帮的。公猴的这种付出都是有代价的，它们不会无条件帮助别人。马埃斯特里皮耶里教授说：“恒河猴非常擅长把握机会，它们也很会挑选自己的帮助对象，通常它们只帮助那些地位比它们高的成年猴子，在其他猴子打架时也只帮助快要胜利的那只，总之，它们一向都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好处。”

　　现今虽然讲究男女平等，但大多数时候还是有点“男权至上”的意味。大象们却刚好相反，它们崇尚“女权至上”，通常，大象也喜欢集体行动。一个象群就是通过“女权政治”来进行统治和管理。十几头象就能组成一个象群，里面一般有十头成年象，而领头的大象就是这当中年龄最大的母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动物专家乔治·威特迈尔说：“大象之间经常会发生许多争吵或是冲突，有时是为了觅食和水源问题，有时又是为了安全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领头的母象来作最后的决定。少数时候会发生意见分歧过大就连领头的母象都不太好下决定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象群就会彼此分开冷静一下，等到情绪稳定之后再来重新商议，一旦领头的母象拍板作出最后的决定，其他象就不会再有异议，都一致遵从这个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在象群当中年龄以及资历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年纪大的母象就算在体型方面不是象群里最庞大的，它也能在象群里得到充分的尊重，但这种尊重并不是无偿付出的，每当象群遇到危险、生存受到威胁时，它就必须为了象群挺身而出，哪怕牺牲也要在所不惜。

　　非洲的橄榄狒狒在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方面可以说是意识超前，它们是通过联姻来保证自己的社会地位。当一只雄性的非洲橄榄狒狒长大成年之后，它就必须离开它出生的族群，为了能生存下去，它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接纳它的新的狒狒族群。为了能够加入新团体，年轻狒狒必须努力，不是努力去打斗、厮杀，而是努力与新团体中的某只雌性狒狒联姻，从而建立起自己在新团体中的社会地位，最后，顺利加入新团体。美国密歇根州的生物学家芭芭拉·斯穆特斯就详细研究过这个现象，她说：“如果一只年轻的非洲橄榄狒狒可以顺利地博得新族群中一只雌性狒狒的好感，并与之建立起感情，那么它就可以借这个机会与自己未来“妻子”的家人或是好友认识，进而让它更快地融入到这个新的族群中。所以，对于雄性非洲橄榄狒狒来说，与雌性狒狒认识并结盟比跟同性狒狒结盟要更加重要。”

　　上面所说的这些相当于动物们的一种社会政治形态。动物们会这样用尽心机地搞政治也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以及种族的发展，据说，如果一匹狼不会搞政治那它注定比其他狼要弱，而一个动物族群如果不搞这些动物政治，没有优胜劣汰，也会面临灭绝的危险。从这方面来看，政客会用尽手段搞政治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现有的地位以及利益，不让自己“灭亡”，如果运气好把政治搞好了，自己还能从中谋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对于政客们来说，耍政治手段已经成了必需。

　　政治中的虚假广告

　　“‘政治数学’是政治学者或数学家都不懂的一门学问，因为它是我创立的，是一门新的‘科际整合’。‘政治数学’中有一个旁支，就是‘国民党数学’。”

　　——李敖

　　继“政治动物学”之后，李敖又再接再厉地提出了“政治数学”。“政治数学”其实和数学没多大关系，它是一种宣传手段：“国民党相信数学对政权是有益的，数学是一种宣传上的捷径。”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李敖又再次开始打比方、举例子：

　　“数学上的百分之百，在国民党的宣传上，就可以变为二十四之二十四。例如《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就有这样的话：‘今天是民国二十四年元旦，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必须以二十四分的努力以求二十四分的成功，而满足国家和民众二十四分的期望！’这种捷径，就是国民党数学的法力！”

　　“再读《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国民党数学的法力又随处可见。例如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数学，是‘一年反攻’；但在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就变成了‘二年反攻’；到了同年五月十六日，又变成了‘三个月以后’反攻；到了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又变成了十年内反攻。如今足足四十年了，大家还在**不反也不攻，可见国民党数学只是一种宣传上的捷径，有益健康，却无裨实际。”

　　如果说国民党的“政治数学”只是一种宣传捷径也就算了，偏偏它还是个虚假宣传，这样一来，伤害了多少民众的感情啊。但是做这种虚假宣传的家伙们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将这种“政治数学”的虚假宣传更加地发扬光大，而且随着宣传经验的老到，“政治数学”也开始进化了，变得更加细腻，更加能混淆视听，让人难辨真假：“例如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一篇《党员总登记的意义和党革新的要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现在总计起来，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只有零点一没有登记。一般党员登记率，也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三六，只有零点**没有登记。这一统计数字，就显示了同志对党一贯的忠诚，也证明了我们党是打不破、冲不散的铁的革命队伍。虽然这一次有极少数党员没有参加登记，但亦正由于他们的退出，乃从而有力地说明了我们的党员总登记，绝未带有丝毫勉强的意思。’由此可见，国民党数学也有它精密的趣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也好、百分之九十九点三六也罢，这样的天方夜谭摊出来，还由得你不相信吗？”这句“由得你不相信”充满了强迫意味，给人一种事实被扭曲的感觉，利用这些所谓的精确数据来做文章，可见是作过充分准备了，让自己的宣传变得无懈可击，明明知道有猫腻，可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愧是浸淫政治已久的政客们。但是夜路走多了总会碰上鬼，一些不入流的政客们也想玩玩数字把戏，只可惜火候不深，弄巧成拙，活该让自己成为笑柄：“国民党数学在上者既然如此，在下者自然跟进，搬弄国民党数学以为宣传，令人发笑。例如在一九八四年中央政府预算案司法院部分审查时，司法院秘书长范魁书对立委说，他愿以人格保证，保证司法判决‘有百分之九十九正确’！比起他的总裁来，我们不得不说范秘书长很谦虚；不过碰到大老粗曹极出来，数学便改色了。林宅血案发生后，刑事警察局长曹极说，他有‘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破案信心，不过，在省议员问他剩下的‘万分之一’是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不知所答了。可见此公的火候未免荒腔走板，国民党数学到他手里，可真穿帮大吉矣！”所以说像“政治数学”这样的政治宣传手段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如果没有本事驾驭最好还是别碰，免得给自己人丢脸。

　　上面一直在说的“政治数学”就是一种政治宣传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政治广告，当然，基本这类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广告可信度都在五成以下。现在从商业广告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一下政治广告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吧。商业广告的存在可以说是商业社会的必然要求，既然如此，我们就能同理可证，政治社会也同样需要政治广告的存在。我们再来看看，商人为了卖出自己的产品，一定会不遗余力地用各种商业广告来打动消费者，也可以说成是引诱。而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们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就必须要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与拥护，因此，时不时地进行一下政治宣传是必须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就是：商家通过广告来推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而政治人物们通过宣传来获得大众的支持并向大众灌输自己的政治观念或是行为，虽然有所不同，但两者的目的却很相似，都是期望人们能够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并将其照单全收。我们来看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个报道，大概内容是这样的：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了主要话题，而那些在“反恐”战场的知名英雄们也成了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人物。其中，有两个“反恐”英雄备受人们的关注。一个是抛弃了百万美元的合同为了“反恐”事业毅然参军结果战死沙场的美国前橄榄球星迪尔曼，另一个则是孤身一人与敌人作战到只剩一发子弹的传奇女兵林奇，对于他们的英雄事迹人们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敬佩。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昔日人们口中的英雄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迪尔曼的家人以及林奇本人站出来告诉大家，他们的英雄身份不过是美国国防部出于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事实是这样的：迪尔曼根本不是在战斗中死去的，他会死完全是由于战友的枪走火。而林奇也不是孤军作战，她根本就一枪未放，因为她的步枪被沙子堵住了，子弹完全打不出来，当然不可能只剩一发子弹，而她本人在当时也完全没有战斗行为，仅仅只是跪在地上作祈祷，连还击的动作都没有。这就是一则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精心编造出来的典型的政治广告，直到它被戳穿以前应该骗了不少人。那么那些上位者为何要编造这么一条广告呢？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日渐提高，再加上物质的高度发达，安逸闲适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普遍追求。只要没有穷得走投无路，很少有人会自愿走上战场白白去送死，上战场的人一少政府开始为难了，这样下去国家的职能没有办法实现啊，怎么办呢？来点政治宣传吧，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给大家做做榜样，鼓励大家上战场为国家出力。但是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了，貌似没有这样的典型例子啊，宣传又不能因此而搁浅，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自己制造机会，既然没有典型的例子那我们就自己制造一些典型例子出来不就得了，塑造这么几个供大家学习的英雄人物根本不是难题，于是一些所谓的勇士奋战于沙场的政治广告就这么被炮制出来了。像这样虚假的政治宣传是许多国家或是政府惯用的伎俩。有很多商业广告就是这么欺骗群众的，比如一些减肥广告等，多得数不清。但是事情的发展总是不尽人意，媒体是最能见缝插针的，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必须要吸引人们的眼球，于是揭发各种鲜为人知的黑幕成了他们乐此不疲的事情，最终，一个个的虚假政治广告被各大媒体一一揭穿了，这下难堪的人可多了，可以说这是让政治人物们很头疼的一件事，对于这些传播媒介他们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爱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政治广告需要通过他们来发布，把信息传播给大众，向大众进行宣传，最终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说，在政治欺骗和宣传方面，媒体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恨他们，是因为这些媒体有时会尽心尽力为自己工作，但有时又会毫不留情地挖掘或是揭露事情的真相，简直就是一种拆台砸场子的行为。政治人物们和媒体记者之间的关系完全体现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但是两者却又都离不开对方。因为政治人物们永远都需要做政治宣传或是政治广告，而媒体记者的职业天性让他们不断地想要挖掘事物真相、揭开事物本质，以此来吸引大众。

　　总之，政治广告的弄虚作假就好像商品广告的夸大宣传一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见识也越来越宽广，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已经不能吸引人或是感动人了，更别说能激发人们的热情。这种情形是商家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政治人物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商家希望人们能疯狂购买他们的产品，而政治人物们则希望人们能绝对服从上位者的统治。因此，他们需要广告，需要广告来对人们进行鼓动、煽动、调动或是牵动，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无论是商业广告还是政治宣传，都是绝对不会缺的。

　　用撒尿来搞政治

　　“生理现象以外，一旦政治现象介入，膀胱就不免为之彷徨了。对这一情况，我特别命以学名，叫做‘政治撒尿学’。‘政治撒尿学’有两大流派。一派是撒尿者本人只是撒尿而已，但该尿却被政治人物利用来搞政治。……另一派是政治人物即是撒尿者本人，但该尿却被一尿两撒，利用来搞政治。”

　　——李敖

　　“政治撒尿学”这个名字虽然不太好听，但是它所蕴涵的一些道理却是值得让人深思的。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政治撒尿学”古已有之，可谓历史悠久。李敖对此也作了不少归纳：“这种撒尿来搞政治的玄机，可谓史不绝书。《韩非子》记‘刑余之人’制造假小便以杀齐中夫夷射；《后汉书》记大司徒戴涉被诛后，张湛不想继任，故意在朝堂上撒尿以证明自己小便失禁，病重不堪大任，都是用撒尿来嫁祸或避祸的政治把戏。这些‘政治撒尿学’的门道，可真五花八门呢！”上面李敖介绍的这些“撒尿法”还是比较能让人接受的，不算是很出格。因为根据专家考证，历史上还存在一种“撒尿法”，那才是真正恐怖、真正变态的。这种“撒尿法”的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先将仇人的头割下来，然后清炖，将其腐肉剔掉，涂上油漆，做成夜壶状，当然，也是拿着当夜壶使。这种“撒尿学”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另一个作用则是以此来警告其他政敌不要和自己作对，否则这就是他的下场。除了上面的“撒尿学”，李敖又提到了“忍尿学”：“以上这些古人的‘政治撒尿学’，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用该尿来搞政治，其特点都在撒，而不在不撒。换句话说，是用撒尿来搞，而不是用忍尿来搞。古人以为，只要撒到好处，此学便可大进。古人很笨，是不知道另外有不撒的学问的。”为了能让大家更明白何谓“忍尿学”，李敖把他的朋友苏秋镇的忍尿经历当做例子搬了上来：

　　“有尿不撒的学问，是现代人发扬光大的，此中元勋，就是我的朋友苏秋镇。苏秋镇做立法委员的时候，炮声之多、火力之猛，令国民党头痛万分，也令所谓党外人士康宁祥为之汗颜。……正因为苏秋镇如此不肯放水、严格把关，所以，国民党只好趁他撒尿期间动手脚，每当苏秋镇一上厕所，国民党便派员在厕所门口‘把风’、同时在院会中加快脚步，通过议案和条文。结果，害得苏秋镇只好忍尿，连厕所都不敢上。后来，他甚至以想当国会议员必须膀胱有力为竞选诉求。可见几十年来，一尿之微，却攸关国民党天下者，唯苏秋镇得以镇之！

　　“相对的，苏秋镇以外的所谓政治人物，在紧要关头，却每溜到厕所放水，康宁祥也、朱高正也，都是‘尿遁’之尤者。这次郭婉容在北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及国歌起立致敬，朱高正反对，主张当时郭婉容应该如厕以避之。可见‘政治撒尿学’中的‘尿遁’派，固泽及女部长之下部也，妙哉！”

　　

　　我们只能说李敖真的是博学多才啊，这么多东西都能与“尿”扯上关系。继前面的“撒尿学”、“忍尿学”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尿遁”。关于“尿遁”，历史上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鸿门宴。当年汉高祖刘邦参加鸿门宴时，差点被项羽手下的范增拿掉了小命，后来刘邦看着苗头不对，就以撒尿为借口暂时离席，最终跑路成功。这个“尿遁”的成功之举给了许多人宝贵的经验以及启示，如果感觉有可能遭遇不测时，就可以使用此法，见机行事，以达到溜之大吉的目的，有很多电视电影或者小说里都有类似的情节，屡试不爽啊。

　　其实历史也是一部“撒尿史”，从幼年时期的小男孩喜欢以尿作为“秘密武器”，比谁尿得高、尿得远开始，这“尿”就开始与人们结下不解之缘了。小男孩于连不就用自己的尿救了布鲁塞尔吗？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尿”。比如两个人有矛盾，一个人白了另一个人一眼，说：“我才懒得尿你！”究根溯源，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纷争似乎也与“尿”脱不了干系。比如司马迁因为写了皇帝的“坏话”，在皇帝头上“撒尿”，结果被施行宫刑，撒尿的工具就这么被狠狠修理了。再比如“**”时期有种关于撒尿的说法，那就是把尿撒在集体的地里那走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值得表扬；但如果把尿撒在自家地里，那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可不是批评一下就能完事的。上面这些例子都与“尿”有关，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人们“尿”的手段或是技巧也日渐高明，尤其是那些政客们，武器也从幼时的“童子尿”进化到了高科技，真是令人害怕啊，毕竟没有人想染得一身“尿骚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