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只为首霸

作者:张嵚 著 发布时间:2021-01-19 15:58:51 字数:10651
  在郑庄公昙花一霸之后,九五之尊的周王室开始歇菜了,不但歇菜,更没诸侯拿他当盘菜。之后的多年,是各路诸侯相互争雄的时代。霸王是人人都想当的,麻烦是大家相互找的,周天子是没人拿着当盘菜的,大抵就是这期间的主要特征了。但第一个当上霸主的,却是郑庄公当年的小弟——齐国。当上霸主的人,就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称霸的政策,是一个表面上拿着周王室当盘菜的政策——尊王攘夷。

  说尊王攘夷,字面上的意思好理解。尊王,就是尊奉周王室的权威,利用周王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名号,借此行使其对各路诸侯的主宰权力。所谓攘夷,就是要团结各诸侯国的力量,共同对付此时侵扰中原的蛮夷势力,在这过程中,确立自己对各诸侯国的领导地位。这也是大多数后人的理解。但是后人所不知道的事实是,这个政策在当时,也只有齐国可以实行。而这个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制造出了齐桓公这样一个霸主,也不仅仅是制造出了其他几位有样学样、号令诸侯的霸主,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之后两千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共识:无论内部的分歧有多严重,内耗多惨烈,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都会重新恢复它坚韧团结的特质,枪口一致对外。

  之所以会有这个影响,原因很简单。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中国,不仅仅是诸侯混战、内战频发的中国,更是一个外敌纷纷入侵、民族危机严重的中国。关于这一点,儒家思想的宗师孔子就有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的霸业,我们这些后人,恐怕就要被外来的蛮夷统治,丧失自己的文化与传承,遭到屠杀与同化。所谓的中华民族,恐怕也不复存在了。

  孔子的话,有两个意思:第一,那时代的蛮夷入侵,很嚣张很严重;第二,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人,带领中原诸侯完成这个口号的人,不仅仅对于他的诸侯国,对于整个周王室覆盖下的中原诸侯而言,都是一个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这个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自然是首倡霸业的齐桓公、管仲君臣。

  要了解他们有多伟大,恐怕还要看一看当年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关于这一条,这些年西方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也来凑热闹。他们认为公元前六七世纪,是蒙古草原的极端自然灾害世纪,在这一百多年里,由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持续雪暴和干旱,导致大量蛮族游牧部落南迁,大肆劫掠中原农业区。这个说法在科学上还有待讨论,但是历史上的事实却可以佐证:西周的灭亡,直接原因就是山戎蛮族的大规模入侵。东周迁都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西周西面遭到蛮族的残暴入侵和破坏,成为劫掠之后的烂摊子,早已无法立国。而在周王室迁都洛邑之后,蛮族的入侵,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些侵扰中原的蛮族,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记录的蛮戎夷狄。其中侵扰中原最激烈的,就是戎与狄。

  戎族主要游牧在当时中原的西北地带,即今天内蒙古草原地带,侵扰的主要对象是西北的秦、晋诸国以及河南北部地区。而狄则主要游牧在今天中国东北地带,侵扰的主要对象包括齐国、燕国,甚至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卫国。喜欢养仙鹤的卫懿公,就是亡国于狄人之手。狄族还多次入侵洛邑地区,逼得有名无实的周天子几次外逃避难。在当时,这些游牧民族的侵扰范围,已遍及中原各诸侯国,甚至深入到黄河流域的腹地。他们以游牧为生,虽然部落分散,但是号令明确,作战凶猛,执行打一枪就跑的游击战政策,专挑实力最弱的诸侯国下手,等着兄弟诸侯来救援,又撒丫子就溜。在当时内部征伐连连、窝里斗打成一团的中原地区,他们尝够了甜头,占尽了便宜。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早期有七位君主就牺牲在与蛮族作战的战场,东方的大国齐国曾三次在蛮族的侵扰下不得不迁都。大国尚且自身难保,小国更是苦不堪言,不但每年秋收的时候遭到野蛮劫掠,甚至有的国家更因此灭国。不难想象,在这种内战外战打成一锅粥的局面下,窝里斗得热闹、相互间一盘散沙的中原各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面整合力量,抗击外敌,被蛮族们最终各个击破,瓜分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这个时间最终没有出现,因为强有力的人物终于出现了——齐桓公。

  一

  齐桓公的称霸,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英明神武以及良相管仲的辅佐,而其称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原,没有哪一个国家,具备齐国这样承担这个伟大使命的条件。

  在东周时代开始的时候,齐国曾经是郑国的小弟,但是它的发展潜力注定它的成就要大于郑国。一是地理原因,齐国的地盘,包括今天河北北部和山东东北部,南边依托的泰山山脉,恰好成为他们拱卫国土的屏障。纵观当时中原诸侯中实力最强者,南方楚国的势力还没有跨过长江,晋国正忙于平定内乱,秦国苦于西北蛮族的侵扰。二是经济条件,也是拜这个好地段所赐,齐国很有钱,山东地区当时已是农业发达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部的沿海地区,更有一样垄断资源——盐。齐国的制盐业,是春秋诸国中最为发达的,北方的燕国,中原的郑国、宋国、卫国,其食盐消费均依赖于齐国的供应。这样一个既有钱又安全的国家,自然得到历史的眷顾。

  除了经济条件外,齐国的政治条件也好得很。春秋时代的齐国,号称姜齐,开国国君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朝开国国相姜尚,即《封神演义》中神通广大的姜子牙。历史上的姜尚,虽无神话里呼风唤雨的神通,却有号令东方诸侯的独特地位。周朝开国早期,苦于东方战乱,周天子授予了齐国节制东方诸侯的权力,这也给了齐国壮大的机会。之后的齐国历代国君又通过和周朝王室世代联姻,建立了他们与周天子家族特殊的血缘关系。长期以来,齐国也因此被看作东方诸侯的翘楚,俨然一方豪强。但是在春秋早期,这个豪强只能给郑国当小弟。在郑庄公多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齐国都充当了跟班兼打手的角色,一者因为当时郑国实力同样强大,又靠着离周天子近,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二者是齐国位置偏东,要西进中原争霸,偏偏又面对着一个世代强邻——鲁国。作为当年周公后裔的鲁国,在春秋早期同样具有极强的实力。齐、鲁两国在山东地区的长期争雄,形成了当地的战略平衡,谁都无法独大。蛮族对中原的侵扰日渐强烈后,原本处于内地的齐国,也成了重要的受害国。郑庄公时期,齐国就曾因山戎进犯无力抵抗,不得不向郑国求救,也因此一度成了郑国的小弟。

  齐国的称霸之路,完成于齐桓公,却起始于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在位时期,正是郑庄公去世后,郑国昙花一霸后迅速衰弱的时期,做了多年小弟的齐国也因此咸鱼翻身,开始了做强之路。齐襄公在位时期做过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件事,是通过连年对鲁国的战争,连续多次击败鲁国,使鲁国与齐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东方诸侯国因为齐、鲁之间的战略平衡被打破,迅速倒向了齐国一边;另一件事,就是通过郑国的内乱,采取扶持新君、发动政变等方式,造成郑国国内势力分裂。当年作为齐国大哥的郑国,此时却已沦落到被齐国玩弄于股掌的地步。但饶是如此,齐襄公本人的才略却距当年的郑庄公甚远。此人虽有大略,处事果决,但为人性情残暴,且严苛猜忌,对待属下甚至亲族都苛刻横暴。

  齐国长期不能成为霸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郑国早在春秋早期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国家行政权威,整合了国民经济,齐国却差得很远。它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力量分散,国内宗族林立,富庶的国民经济无法转换成国家财富,表面繁荣的政经局面,更难以整合成强大的国家力量。长期以来,齐国早已是诸侯中的经济强国,却并非军事强国。齐国经济富裕,物产丰庶,既非临近边地,又非四战之地,百姓生存压力较轻。除了早期姜尚节制东方平定叛乱,以及后来与东夷的征战,大多数情况下,承平日久的齐国,在军事战斗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上,都远远不及其他诸侯国。齐襄公时期,通过个人的高压统治政策,振奋了齐国的武备,开始崛起,但政治制度不改,霸业根本无从谈起。齐襄公对待臣下的一贯方式,就是逮着好用的人,就拼命用,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直到用废为止。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照例这般。他派手下大夫连称、管至父二人戍守和鲁国交界的边地葵丘,行前说好了到时间后派人替换他们两个,可到了规定期限,齐襄公却仿佛忘了这码事。两位想家的官员反复打报告请求调动,齐襄公除了装糊涂,就是打哈哈,还是想把人家用废。这时期的齐国,因为连年参与征战,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齐襄公又拆东墙补西墙,降低了各路宗室的俸禄待遇,包括他的堂弟公孙无知。这位堂弟名字叫无知,行为是更无知,一怒之下竟然要造哥哥的反,并且和那两位驻守葵丘的官员一拍即合。结果,三人发动政变,一举杀掉了齐襄公,狠狠地报了把仇。但报仇报痛快了,麻烦却来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杀了齐襄公谁接班?先是公孙无知自立为国君,很快被臣下所杀,偏偏这时期的齐国,竟无人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齐襄公苦苦追求的霸业,非但没霸成,反而让人给罢了。

  罢完了的齐国,局面已乱得不能再乱,够资格继承君位的人,全都不在国内,国都临淄城内,就留着一帮群龙无首的大臣在守株待兔。待的兔很简单——能继承君位的人。主要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此时正在鲁国;一个是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此时在莒国。两个人资格差不多,距离首都临淄的路程也差不多,支持的大臣更差不多。接班的关键就是:谁先抢到算谁的。

  所以俩人就开始抢了,抢的方式就是比赛跑,谁先回到临淄,谁就继承君位。当时公子纠的条件更便利,他所在的鲁国被齐襄公打了好多年,吃够了苦,早想着扶持一个和自己要好的人登基,以便为将来牟利。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打的算盘也差不多,但鲁国的实力远远强于莒国。好在齐国的大臣还是很有爱国心的,谁都不愿意看到新国君是鲁国的傀儡,所以齐国的两大家族高氏和国氏赶到莒国,明确表示了对公子小白的支持。接着,双方就开始赛跑了,争分夺秒地向着临淄城进发。公子纠的谋士管仲,此人不但会赛跑,更会作弊,早早地就在齐国和莒国的边境上埋伏了。公子小白还没进边境,就被管仲一箭射中,惨叫倒地。满以为作弊成功的公子纠,也就不着急了,优哉游哉地在路上磨洋工。谁知道还没走几天,却发现面前布满了齐兵,连护送他回国赛跑的鲁国军队,也被三下五除二收拾了。原来公子小白当时不过是将计就计假死,转而抄小路回国,赛跑成功。转眼之间,齐国政局已经老母鸡变鸭,公子小白生米煮成熟饭,大摇大摆登上国君之位,这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登上国君之位的齐桓公,当然没忘了算老账,他先是派兵威逼鲁国,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将管仲收押后送回齐国。谁都以为管仲这下非死不可,可在鲍叔牙的劝告下,齐桓公却摒弃前嫌,并任命管仲为相。公元前686年,一起开创霸业的君臣,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征程。历史选择了齐桓公,不仅仅因为赛跑的胜利,更因为他当机立断的果决,能屈能伸的坚韧,以及不计前嫌的胸怀,这样的英杰人物,才是尊王攘夷事业的真正承担者。

  二

  齐桓公之所以选择管仲,历史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的重臣鲍叔牙的劝谏,而鲍叔牙劝说中,最打动齐桓公的,却只有一句话:“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足够了;要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对于志在天下的齐桓公来说,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却成了不得不用之才。

  齐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简单,齐国要想称霸,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足够,却面临三个要命的问题。他的哥哥齐襄公,表面看死于内乱,其实却正是死于这三个问题上。

  三个问题,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散”,确切地说,是内政分散,经济分散,军力分散。在当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管仲。

  先说内政分散。当时的齐国内部,国家的权力表面上归国君,其实却以宗法制为基础,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贵族手中,国君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特别是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更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国君对外扩张热情很高,却遭到下面的抵制,结果就徒唤奈何。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国君的威权也远远不够。国君用人办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贵族大臣们的讨价还价,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却大打折扣。齐襄公之所以性格横暴,对下面采取打压政策,也完全是因这种分散的行政体系所导致。结果更不幸,一个小小的官员工作调动问题,却演化成一场差点颠覆齐国政权的政变。而齐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齐国两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登基,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国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实却如履薄冰。

  其次是经济分散。齐国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国君和国家,也同样是那些宗族贵戚。在齐桓公之前,齐国在渔盐、采矿等支柱产业上,都很难获得丰厚的税收,下面的宗族们赚得盆满钵满,政府却一分钱都收不上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候不得不靠削减官员以及贵族的俸禄,用以补贴国家开支,因此常常激发变乱。

  军事的分散更严重。齐地本身就不是民风彪悍的地区,国家人口虽多,可用于作战的部队,以及可用于征调的兵源都严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队缺乏训练,安于太平。而当国家有战争的时候,齐国军队在战斗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显出来。而齐国的外患相当严重,鲁国虽然已经衰弱,却依然是齐国眼前的威胁,北面更面临虎视眈眈的山戎。这样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齐桓公争霸天下的雄心,似乎还很遥远。

  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是基于他对自己,以及对于齐国大事洞若观火的了解。如果齐桓公仅仅想要做个承平之君,关起门来过安稳日子,那么他鲍叔牙是胜任的。但如果齐桓公要继承兄长的遗志,完成齐国的称霸大业,就必须解决这三个问题。而能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这样成了齐桓公的上宾。鲁国的囚车刚进齐国,齐桓公就派鲍叔牙来迎接。进了临淄后,连囚服都没换的管仲,就当场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这在当时看来,很是不合情理。且不说管仲有过弑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当时也是被鄙视的。他出身低贱,年轻的时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过小买卖,也当过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时代,这样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来纷纷非议。但齐桓公不管,他坚持重用管仲。

  在相国位置稳固之后,管仲开始着手干活了。干活的目的,就是解决前述的三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说起改革的内容,自然有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恢复经济等,但关键是,管仲干了三件事。

  管仲干的第一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经济国有化。主要内容就是把冶炼、食盐等原本由私商、贵族经营的产业统统收归国有,垄断其巨额利润。这个时期,齐国创造性地设立了铁官,即专门负责冶炼产业的官衙。由政府出钱招募工匠,开采铁矿,用以制造农业工具和武器。这可谓一举两得,一则国家获得了冶炼业的巨额利润,二则铁器开始推广使用,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又提高了军事科技。这一时期的春秋国家,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青铜器,以铁器武装军队,就是从齐国开始的。另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食盐业,管仲当然也不会放过。齐国设立盐官,负责招募百姓煮盐,并制造船只租赁给百姓,鼓励百姓去深海捕鱼。就这样,盐铁两大产业的控制权,从此被牢牢地抓在齐国国君手里,这等于抓住了齐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传统的赋税改革,管仲也动足了脑筋,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产量高的多缴,产量低的少缴。在当时的齐国,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贵族的手里,“相地而衰征”的实施,既减轻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又把大量的财富从富人手中收到国家的手里。齐桓公的腰包,从此才真正鼓了起来。

  管仲的经济国有化政策,条条都触及齐国传统贵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个改革的推行却异常顺利,除了个别人骂了几句外,并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进行经济国有化之前,管仲也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军事改革。

  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否则那些贵族手里有钱有兵,一旦闹将起来,说不定齐桓公就成了下一个齐襄公,所以要剥夺贵族们的钱,就要先剥夺他们的兵。管仲的办法是寓兵于农,他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统治,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的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军队,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齐国的军队,共分为十五个乡,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抓在了齐桓公手里。原本处于基层地位的贵族们,从此再难对国君构成威胁。这项政策对后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缔造了许多历史流行语,比如“号令三军”,就是起于管仲创造的三军制度,而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基层的社会构成,也是在这时期形成雏形。

  在进行经济、军事改革的同时,对齐国后来争霸产生关键作用的政治改革也有条不紊地展开。齐国旧制度的直接弊端是政令不通,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在完成对国民经济绝对控制权以及军队的绝对掌控的同时,管仲对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在地方上,全国共分为二十一个乡,国内老百姓士农工商四阶层,按照其不同的身份划分居住范围,其中工商住六个乡,士农住十五个乡。士为独立的职业军人,专司作战。农民专司种田。国家的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地方上设立五属,每个属各设立一个大夫,大夫直接对国君负责,由国君直接管理其工作。上下严密的行政体系就这样形成了,齐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就由此建立起来。

  经过数年精心改革后,到了公元前681年,齐国已经拥有了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队,严密的行政机构,以及对中央集权的绝对统治。无论是经济条件、军事力量,还是国家的组织制度,都远远领先于中原诸侯国。霸主地位,舍我其谁?所以从公元前681年开始,齐国正式开始了争霸之路,第一次提出了称霸口号——尊王攘夷。齐桓公的霸主时代,开始了。

  三

  拥有强大实力和先进制度的齐国,争霸之路却并不顺利,原因是当时的中原局面怎一个乱字了得。各诸侯间相互攻伐不说,北方蛮族也不断进犯,内战外战打得乱七八糟。做诸侯的,今天还是大国,明天说不定就国破家亡。你说尊王攘夷,谁听你的?

  不过齐桓公确实不是一般人,以往诸如郑庄公那样的小霸,虽然也搞分化瓦解拉拢这一套,但基本是不服就打,连周天子也照揍。齐桓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暴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周天子这面大旗,虽然内里破败不堪,但还是可以拉来做虎皮的。所以要称霸,既要软硬兼施,又要拉大旗做虎皮。

  齐桓公首先抓住宋国内乱的机会。在春秋早期,宋国也曾经是一个大国,但自从被郑庄公狠狠修理后,宋国的国力就每况愈下,内乱不断。公元前681年,宋国发生内乱,国君被杀,公子御说即位,但地位不稳。这事本来和齐桓公八竿子打不着,但齐桓公却利用了这不是机会的机会,先派人朝见周天子,请求承认宋国新国君的合法身份。这一朝见非同了得,多年不被人待见的周天子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即授权齐桓公代表周王室来办理此事。同年三月初一,齐桓公会合宋、陈、蔡、邾等几国国君在北杏会盟,宣布宋国国君的合法地位,并以诸侯头领的身份订立盟约。北杏会盟,也就成了齐桓公称霸之路的第一步。

  但这第一步却摔了个大跟头。诸侯们不是傻瓜,齐桓公这套把戏瞒不过大家的法眼,什么会盟诸侯,什么代表周天子,我傻乎乎去了,以后就要听你吩咐,凭什么?结果会盟邀请函下发后,但凡有点儿实力的都不理会齐桓公,实际到会的只有宋、陈、蔡、邾四国,本来作为会盟幌子的宋国国君,会开了几天才明白过来,这是要我给齐国当小弟啊,这怎么成?当下脚底抹油——溜了。大张旗鼓地忙活了半天,到最后却被人家给晒了,本想长面子的齐桓公,这面子却丢大了。

  但丢了面子的齐桓公,脾气还是好得很。宋国国君嘛,跑了就跑了,不但没计较,反而还派使者跟过去嘘寒问暖,干脆一张热脸贴到底。但对有些人,就不能给热脸了,比如拒绝来开会的鲁国,这就要给点颜色看看。齐桓公大手一挥,立刻重兵集结鲁国边境,吓得鲁国国君慌不迭地连忙跑来认错,双方在柯地补了个会盟。可在会盟期间,有鲁国壮士曹沫突然挟持齐桓公,要求齐桓公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可没面子到极点的齐桓公临危不乱,刀刃面前镇定自若。不就是还土地吗?好说好说。大手一挥,慷慨地把土地还给了鲁国,落了个大国风范的美名,又逼得鲁国道歉认错,向齐国屈服,自然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消息传出后,宋国国君脑袋还算转得快,连忙派使者向齐桓公认错,并送上重礼。齐桓公也就顺水推舟原谅了宋国。就这样,略显尴尬的北杏会盟,终于成了七大诸侯联合会盟,推举齐桓公为盟主的盛事。栽了大跟头的齐桓公,以其大国国君的胸怀、软硬兼施的手腕,终于第一次确立了霸主地位。

  北杏会盟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条:一是各诸侯国之间要协同互助,二是要尊重天子,三是要联合对付蛮族侵略。这三个内容,前两条尊王,后一条攘夷,内在的核心,却是齐桓公昭示给各诸侯的仁德面目。听我的话,就给仁德;不听我的话,就打你没商量。

  北杏会盟后的齐桓公,在尊王的大旗下,其实已成了一方盟主,但这时候他的势力范围,主要还局限在今天河南、山东地区。听命于他的诸侯,也就只有宋、鲁、蔡、陈等小诸侯。要想号令天下,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压服北方的各路诸侯国,尤其是齐国北面的燕国。这个燕国也是有来头的,它是春秋诸侯国里的姬姓诸侯,也就是周天子的宗室,在当时拥有正统地位。燕国的国都,在蓟地一带,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周边的北方小部族,也都服从它的统治。要想压服这样一个大国,是很困难的。偏偏机会说来就来了。燕国遭到了北方山戎的进犯,眼看国都不保,齐桓公二话不说,出兵!训练有素的齐军,在燕国的地盘上给燕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教育课,三下五除二打败了山戎的进犯,其强大的实力让燕国军民心悦诚服。此战的战斗过程简单,追击过程却异常艰苦。吃了亏的山戎和齐国一接触,立刻拨马北逃,齐桓公深知除恶务尽,坚决追击,一直追杀到草原地区,将这一支蛮族彻底歼灭。值得一提的是,在追击过程中,齐军一度迷路,是靠了军中几匹老马带路,方才脱离险境,“老马识途”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

  燕国的得救,对齐国成就霸业有着重要的作用,原本归附燕国的渤海周边的部族,这次齐刷刷地倒向了齐桓公。逃过一劫的燕国军民对齐桓公更是感激万分。齐桓公班师的时候,燕国国君燕庄公一路送行,竟然不知不觉走进了齐国境内。这下可糟了,按照周天子的禁令,诸侯没有周天子的授权,不能随便进入其他国家的疆界。可这对齐桓公来说好办,当场大手一挥,归你了。舍了这一小片国土,换得了燕国上下对齐国霸主地位的死心塌地。

  燕国事件是齐桓公霸业中具有跳板意义的一步,燕国事件之前的齐桓公,充其量与郑庄公一样,算是小霸。但燕国事件之后,齐国的号召力已经扩展到了今天中国北部中原一带,包括北方的晋国、燕国,以及各路诸侯小国,无不向齐桓公俯首帖耳。在此期间,齐桓公又做了另外一些事,比如救援了北方另一个受蛮族进犯的诸侯国邢国,帮助他们在河北邢台一带重新建国,又帮助灭国的卫国在河南滑台地区重新建国。齐国的恩威之名,从此传遍了大江南北。听齐国的话,就有好处;不听齐国的,就要挨揍,几乎成了当时诸侯们的共识。

  但是,还是有不服气的——楚国。

  在齐桓公时期,如果说谁能与齐国较量,答案恐怕只有楚国。齐桓公四处称霸的时期,也同样是楚国人跨过长江,大举扩张的时期。齐桓公时期的楚国,向南已经吞并了各路越族势力,拥有了广袤的国土和充足的兵源。和中原国君不同的是,楚国的国君自称楚王,大有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之势。齐桓公在位时期,楚国的国君是楚成王,他的眼睛也早已经跨过长江,盯上了富饶的中原大地。趁齐桓公用兵北方的机会,楚国也不断北进,蚕食中原国家的国土,尤其是毗邻楚国的宋国、陈国、蔡国受害最深。在山戎被齐桓公重创以后,楚国已经成了中原国家生存安全的公敌,更是齐桓公霸业的又一强大敌人。

  对这样一个敌人,齐桓公的方法也一样——尊王攘夷。楚王不尊重周天子,就是和整个中原诸侯为敌,欺负中原诸侯,我这个霸主当然也要保护他们。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公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合陈、宋、鲁、卫、郑、曹、许八国,发动了对楚国的联合征伐战争,联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楚国的边境部队,进入楚国境内。在此期间,楚成王也曾派使者求和,表示愿意恢复对周天子的进贡,请求齐桓公退兵。但这个大好的机会,齐桓公怎能放过,他一面申斥楚国的不法行为,一面持续推进,但开进到楚国的重镇陉时,联军遇到了麻烦。集结了主力部队的楚国,凭借着汉水的天险以及独特的城防顽强抵抗。联军先后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却始终碰壁,全无齐桓公当年征战中原时摧枯拉朽的气概。明白楚国不好对付的齐桓公,也只好见好就收,趁着楚国使者屈完出使的机会,他先在召陵前向屈完炫耀武力,接着又就坡下驴,在楚国向周天子谢罪之后,同意了楚国退兵的请求。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征伐就此落下了帷幕,但对双方来说却是双赢。齐桓公打退了楚国,巩固了他在中原诸侯中的领袖地位,声望如日中天。而楚国也保全了自己的领土完整,虽然暂停了对中原的扩张,却继续休养生息,它下一次北进中原时,声威将更加惊天动地。

  如日中天的齐桓公,霸业也越做越大。就在压服楚国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55年,他又介入周天子的争权斗争里,会合诸侯保全了周朝太子的地位,并派兵惩罚了拒绝参加会盟的郑国。四年后,当年得到齐桓公扶持的周太子郑登基,为报答齐桓公的帮助,他再次赐予齐桓公祭肉和车马,齐桓公趁机联合诸侯在葵丘会盟。葵丘会盟,是齐桓公一生里多次会盟里最大的一次,几乎所有的中原诸侯国都来参加,会议订下了各诸侯国相互遵守的盟约,并继续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如此霸业,后来的春秋霸主们,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

  四

  霸业蒸蒸日上的齐桓公,却在顶点之后,很快跌入了深渊。

  对于霸主齐桓公来说,他和管仲可谓一生的君臣,但管仲除了是一个辅助者之外,更重要的角色,却是一个制衡者。他以国相的身份,多次劝阻了齐桓公的不当行为,才使得齐桓公能够少犯错误,霸业持续勃兴。但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以后,如日中天的齐桓公,却彻底失去了制衡。晚年的齐桓公已不复盛年时的锐意进取,相反开始志得意满,贪图享乐。特别是在管仲死后,他宠信易牙、竖刁等小人。这些人长于阿谀奉承,更擅拉帮结派,而齐桓公的六个儿子,相互间也钩心斗角。这些都是沉迷于对外霸业的齐桓公所无视的。无视的后果,就是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死后,他的宠臣易牙、竖刁等人发动政变,几个儿子相互争斗,超级大国齐国陷入内战之中,最后还是靠原先的小弟宋国辅助才得以平息。但齐国的霸业,也就因此而结束了。纵观整个过程,或许正应了后来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话——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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