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倔强的守望者

　　弗吉尼亚·伍尔芙

　　自夏洛蒂·勃朗特诞生以来，一百年已经过去了。夏洛蒂·勃朗特，已经成为了这么多传说与著述的中心，可惜的是，她仅仅在这个世上停留了三十九年。想一想如果她能够活得久一些，这些传说又会具有什么样的变化，倒也是挺有趣的。或许她会和同时代的某些名流一样，成为经常在伦敦以及别的什么地方出头露面的人物，成为无数图画和轶事的主题，成为很多部小说甚至是回忆录的作者，但是同我们却难免会有些疏远，只是作为一位具有显赫声名的中年人来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她也可能会很富裕吧，也可能会诸事顺遂吧。但是事实却还不是这样，每当我们想到她的时候，就肯定会想象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命运不佳的人；我们的头脑就一定会退回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退回于位于英格兰北部哈渥斯小镇那偏僻荒原上的牧师住宅。而她便一直待在那座住宅里面、那片荒原之上，遭遇过贫穷，也受到过追捧，但是却永远不幸，永远寂寞。

　　既然这些情况影响了她的性格，那么想必也会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吧？我们想：一位小说家，肯定是要靠着许许多多难以经久的材料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构筑，开始的时候，这些材料虽然能够为她的作品增添真实性，但是到了后来可就要变成累赘而又无用的东西了。当我们再次拿起了《简·爱》，心里便会禁不住犯疑：她凭借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会不会仅仅是一个陈旧而又过时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世界，就如同荒原上的那座牧师的住宅，只有好事者才会去参观、只有虔诚者才会去保存呢？于是，抱着这种心情，我们打开了《简·爱》。但是，读了两页的时候，全部疑虑便都一扫而光了。

　　“一折一折的红色窗帘将我右边的视线全都挡住了，但我的左边却是那透明的玻璃窗，既能够令我免受十一月寒冷气候的侵害，又能够让我领略到室外的景象。在阅读当中翻动书页的时候，我举目扫视了一下窗外那个冬天午后的景色。只见远处的景物全都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白色雾霭当中，眼前是那湿漉漉的草坪以及遭受过暴风雨袭击的灌木，还有那连绵不断的雨丝被一阵阵呼啸着的狂风刮得飘摇不定。”（引自《简·爱》。）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书中的荒原更加不能经久、比那“一阵阵呼啸着的狂风”更为容易受到气流的支配而显得变幻不定了。同样，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们打开书时这种兴奋状态更加短暂易逝吗？但它竟然催促我们一口气将书读完，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思考，没有时间令我们的眼光离开书页。小说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如果有人在房间内走动的话，那动作对于我们来说也好像是发生在约克郡一般。作者拉住了我们的手，迫使我们和她一路同行，将她所见到的一切也都让我们看到。她一刻都不曾离开我们，不许我们将她忘记。最后，我们便完全沉浸在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天才、激情与义愤之中了。那些与众不同的面孔，轮廓突出而又相貌乖戾的人物，全都在我们的眼前闪现。不过，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些全都是借用了她的眼睛。她一旦走开，这一切也便不复存在。想到《简·爱》中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我们便会想起简·爱。想到荒原，我们也会想起简·爱。甚至，再想一下书里面的客厅，简·爱的形象也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然而，这不过是一间客厅而已，里面还套着一间小客厅，两间客厅都铺着白色的地毯，地毯上的图案栩栩如生，好像地上真的放着一个色彩艳丽，鲜花锦簇的花环。天花板上都雕刻着葡萄枝叶图案的白色浮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客厅里摆放着的紫红色卧榻还有矮凳。墙角有一座法国式样的白色壁炉，上面摆放的是比红宝石还要晶莹透亮的波希米亚玻璃器皿。”（引自《简·爱》。）好像覆盖着鲜艳花环的白色地毯、白色的法式壁炉、壁炉上那“比红宝石还要晶莹透亮的波希米亚玻璃器皿”，如果撇开了简·爱，这一切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简·爱的缺点也是不难寻找的。她总是在做家庭教师，总是陷入情网——在一个许多人既不做家庭教师、又没有爱谁的世界里，这毕竟是一个严重的局限。与此相比，奥斯丁或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笔下的人物全都具有不计其数的侧面。他们具有勃勃的生机，对于很多不同的人都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这许多人就如同镜子一般从多方面将他们的性格映照了出来。他们在各处随意走动，不管作者是否在对他们进行察看。在我们看来，他们所在的世界是独立存在的，而一旦这个世界由他们形成，我们自己便也能够进去见识一番。自个性的力量与眼界的狭窄来看，托马斯·哈代同夏洛蒂·勃朗特倒是彼此接近的。不过同时，两个人的差别也很大。我们在读《微贱的裘德》（《微贱的裘德》，哈代的著名长篇小说。）的时候，不会匆匆忙忙一口气便看到结尾，而是往往会掩卷沉思，生出一连串的题外念头，在小说中的人物四周造成一种疑问与讽喻的气氛，那可是他们自己浑然不知的。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纯朴的农民，但我们却不得不将种种事关重大的难题以及疑问向他们提了出来。因此，在哈代的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似乎便是那些无名的人。这种本领和这种推理的好奇心，夏洛蒂·勃朗特是丝毫都没有的。她并不想要去解决那些人生的问题；她甚至根本都没有觉察到那些问题的存在；她的所有力量——那是愈受压抑便愈显示其强大的——全都投入到了这样一种断言当中：“我爱”，“我恨”，“我受苦”。

　　因为，那些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所限制的作家全都具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是那些气量宽宏而又胸怀广大的作家所不具有的。他们所感受到的那些印象全都是在他们那狭窄的四堵墙内被稠密地积累起来并被牢牢地打上了戳记的。

　　由他们的心灵所产生的一切全都带有他们自己的特征。他们很少自别的作家那里学习什么，哪怕仅仅采取一点儿，也是消化不了的。哈代与夏洛蒂·勃朗特的风格似乎全是拿一种生硬而又庄重的报章文体作为基础而形成的。他们笔下的散文往往是板滞而不灵活的。

　　但是，通过长期专注的努力，他们两位对于自己的每一份构思都要凝神细思直到为它找出了确切的语言，终于锻造出了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散文——它能够对他们用心灵所熔铸的形象进行原原本本的描摹，并且还具有自己所特有的美、特有的力量、特有的敏锐。至少可以说，夏洛蒂·勃朗特独特的成就并不是凭借自己读了很多书。她从来都不会像职业作家写得那样顺溜；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去博采词汇，并且运用自如。

　　“我无法满足于同那些力量雄厚、心思细密而又情趣高雅的人们互相交往，不管他们是男还是女，”她这样写道，口气就像是某个报纸的社论作者。接下来，她便又恢复了自己那火辣而又急切的口吻，说道：“除非我首先将传统保留下来的外围工事冲破，并且跨过了自信的门槛，同时还在他们心中的炉火旁赢取了自己的地位。”她也恰恰就是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地位；也正是内心之火那摇曳不定的红光照亮了她的书页。

　　换句话说，我们在读夏洛蒂·勃朗特的书时，不是去寻找对人物性格的细致观察——属于她的人物全都是既生气盎然又性格单纯的；不是去寻找喜剧性的情节——她笔下的情节是既严酷又粗糙的；不是去寻找有关人生的哲学观点——她的观点只不过是一个乡村牧师女儿的想法。我们之所以读她的书，只是深深为其中的诗意所吸引。或许，一切如同她这样具有特强个性的作家都是如此吧。正好比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说的：他们只要将门打开，别人便能够将他们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的身上有着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总是同既定的事态格格不入——这便促使他们渴望马上投入创作而不肯去进行耐心的观察。这样的创作热情，排除那些小障碍，飞越那些常人琐事，一下便将作者自己也还说不太清楚的七情六欲抓住了。这使他们成为诗人，既令他们想用散文写作，又让他们不受任何约束。

　　因此，夏洛蒂经常乞求大自然的帮助。她感到需要借助于某种比人的语言更为强大的象征力量，来将人性当中那许许多多还在沉睡的情感和欲望表达出来。夏洛蒂最好的一部小说《维莱特》便是用了一段有关于暴风雨的描写来进行收尾的，“天空低垂，阴霾密布——一大片散乱的飞云自西方飘来；云彩幻化成为种种奇形怪状。”（引自《维莱特》。）这样，她请大自然将那无法用其他方法进行表达的心情描写了出来。

　　但是，对于大自然，她却没有多萝西·华兹华斯（多萝西·华兹华斯，著名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观察得那样准确，也没有丁尼生（丁尼生，英国诗人。）描绘得那样细致。她所抓住的只是大地上某些同她亲身感受到的，或是转嫁到人物身上的东西很近似的方面，所以，她笔下的暴风雨、荒原和夏日的美好天气，都不仅仅是为了点缀一下枯燥的文字，或是显示一下作者的观察能力，而是被用来贯通作者的情感，亮明书中的意图。

　　通常，如果一部书的意图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在于说了什么话，还不在于作者自己从那些各不相同的事物中看出了什么联系，那么，了解起来自然便会很难。特别是当一位作家如同夏洛蒂那样具有诗人般的气质的话，他的意图和语言便会难解难分，如果还并不是什么细致的观感，而只不过是一种情绪时，想要了解就更难了。

　　（弗吉尼亚·伍尔芙，英国女作家，意识流文学的代表者，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