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外国人谈天，要想得到一点益处，有两种办法：第一种，研究他的著作，发见[2]了几个问题，做几句简单的问句，请他答复；第二种，将我自己的意思并疑问，述成一个明了的系统，先期请他看了，然后再同他谈话，比较的议论上可有一个范围。塞将军的《一个军人的思想》等著作并佛教授的替秦始皇呼冤的王道（对霸道）主义，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这短短旅行，没有工夫研究理论，我所需要的是解决当前问题。所以我于约期会面之先，草此一文，送给他们两位。结果塞将军因病，又因为忙，仅仅得了五分钟的谈话，佛教授则畅谈两回。今先将此文录如左[3]方：

　　研究高深兵学的人，没有不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近世德国首先创造了历史哲学，历史的研究蔚成了一种风气，足证德国军事天才的优越。国防事业的坚实，确有学术上的背景的。就中国说来，孔子的最大努力就是编了一部有哲学性的历史—《春秋》。不管他的微言大义对不对，但他终是努力从客观的事实中，寻出了一个主观的方向，所以《春秋》是中国历史著作一种划时代的创作。因为社会的过程是那样错综复杂、头绪纷纭，要从中寻出几个要点，成立一贯的系统—由此明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确是不容易的事。中国数十年来创造新式军队，事事只知道请教外人，结果只学得外人的皮毛（因为外人有外人的传统精神，不是中国人所能学的），不能深入国民的心性，适应民族的传统，以致节节失败，原因有一部分就在于历史没有研究好。

　　古时的中国民族，当他走入农业经济时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压迫，可是他能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即井田），以拒绝骑兵及战车之突击。这一个方阵，成为一个最小的抵抗单位，同时又成为共同劳作的经济团体。所以中国古代军制即包含于农制之中，所谓“寓兵于农”。春秋两季更有大规模的打猎—有收获的秋季演习—或运动会，这种寓兵于农的精神之发展，后来又造成了长城与运河。这长城与运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利用农民的乡土观念，做精神武力的基础，其结果有一缺点，就是战术上防守性强而进攻性弱，但是随着经济力的自然发展，他的攻击性迟缓地自然膨胀。如汉、唐、元、清之于陆，唐、明之于海。所以中国国民的军事特色，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生活上之和平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是依人事的演进，常常有分离的趋势。不是原来要分离，因为愚蠢的人将它看作分离。财政部长见了军政部长的计划就要头痛，老粗又大骂财政部长不肯给钱。

　　近世史上曾国藩确是一个军事天才家，所以湘军虽是内战，但是就国民性看来是成功的。他知道乡土观念是富于防守性的，所以第一步要练成一种取攻势的军队。政府叫他办团，他却利用办团来练兵。他一面办团，利用防守性维持地方，保守他的经济来源；同时又练一种能取攻势的兵。他能在和平的经济生活与战斗的军事生活分离状况之下双管齐下，使分离的变成一致。

　　但是他的天才所以能发展，却更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环境，能给予他及他的左右一种事业的长期锻炼。因为同太平军天天打仗，不行的人事实上会自己倒，行的人自然地得到了权力。但是现在谈国防，谁能用国家的存亡来做人才的试验场呢？

　　所以我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在于知识与行为的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不适事实；做事的人一味盲动，毫无理想。因此将我们祖先的真实本领（即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之一致）丧失了。

　　姑就军事来举一个简单的例。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具有一种统御人的天才，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怎样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反之，在今日南京各军事学校当教官的，十之七八还是终身当教官，没有直接办事的经验。

　　不仅军事，各社会事业都有此种倾向。这可说是现在的最大缺点，所以现在建设国防，有两个问题须提前解决：

　　（一）如何能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产业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要发生二个以上的作用。

　　（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密切的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